日本强征“慰安妇”铁证如山

　　据日本媒体报道，2015年年初，日本宗教团体“幸福的科学”曾派人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项目秘书处递交了要求终止中国《慰安妇档案》和《南京大屠杀档案》申报世界记忆名录的相关材料，理由是“强征慰安妇”与“南京大屠杀”是战后被虚构出来的产物。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在这样一个庄严的历史时刻，作为曾经的战争策源地的日本，不去认真反思过去的战争罪行，而是百般抵赖与狡辩，道德上堕落到如此地步，真是令人感到既遗憾又愤怒。

　　一

　　大量的历史资料印证了日本政府、军队推行“慰安妇”制度的过程与细节。日文资料除了吉见义明编辑的《从军慰安妇资料集》（大月书店1992年版），还有铃木裕子、山下英爱、外村大主编的《日军慰安妇关系资料集成》（上下册，明石书店2006年版），以及日本女性和平国民基金的《政府调查“从军慰安妇”关系资料集成》（1—5卷，龙溪书店1998年版）。韩国挺身队对策协议会、挺身队研究会出版的《被强掳到中国去的朝鲜人慰安妇》（三一书房1996年版），讲述了许多被强征、诱拐的个案。

　　中国出版的《侵华日军“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版）披露了中国各省日军慰安所调查资料。符和积主编的《铁蹄下的血雨腥风——日军侵琼暴行实录》（3册，海南出版社1995年版），陈祖梁的《血雾迷茫——滇缅抗日及日军罪恶揭秘》（云南美术出版社2004年版），张双兵的《炮楼里的女人——山西日军性奴隶调查实录》（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等展示了中国各地调查的进展。2014年吉林省档案馆所藏关东军档案和日本战犯档案的公布，让人们了解了更多的日军“慰安妇”制度的事实。

　　此外，台北妇女救援基金会主编的《台湾慰安妇报告》（台北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台日官方档案慰安妇史料汇编》（台湾省文献委员会2001年版）等，反映了日本在台湾殖民地推行慰安妇制度的内幕。

　　多年来，不少受害者作为人证挺身而出。在中国大陆、中国台湾、韩国、朝鲜、菲律宾、东帝汶等，甚至是欧洲的荷兰，数以百计的幸存者的证言，包括当地的历史见证人，以及部分日本老兵，均证实了这一野蛮制度的存在，证实日军以强迫、诱骗等手段强征“慰安妇”。这些被称之为“慰安妇”的女性，没有人身自由。在中国找到了数以百计的幸存者，她们在当时也没有任何收入。有不少“慰安妇”战时已被日军迫害致死。

　　人证也包括来自加害者的供述与忏悔。日军第117师团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1954年7月口供：“1941年10月至1942年10月间，在天津唐山地区实施了经济封锁，……并在各驻扎地设立慰安所，抓了60名妇女作为慰安妇进行奸淫。”日军第39师团中将师团长佐佐真之助1954年8月至1956年5月笔供： 1943年12月，在“荷兰领属东印度安汶岛”，“强制的使用印度尼西亚妇女十数名，设立一个慰安所，供给日本兵士之用”。这足以说明，这些妇女在日军控制下处于被奴役状态。

　　上海大学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在中国各地进行了多年调查。在当年的日军占领地如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北京、天津、山东、山西、河南、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江西、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云南等地发现大量日军慰安所遗址，在杭州、武汉、广州、南京等城市均有数十个慰安所。其中上海能确认的慰安所有166个，是日军在亚洲慰安所最多的城市。

　　在日本“慰安妇”问题上，国际社会已形成共识。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在美国、韩国、日本、加拿大等地举行的各种听证会，由历史学界、法学界、社会学界、妇女界等的参与，推动国际共识的达成。1996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率先提出报告，认定“慰安妇”问题就是日本战时推行的性奴隶制度，是战争犯罪。2000年东京民间法庭审判活动，参与活动者上万人，60多位幸存者汇集到东京，300多名记者参与报道。2007年，美国、欧盟、加拿大、荷兰以及韩国议会纷纷通过谴责日本推行“慰安妇”制度、敦促其谢罪道歉的决议。联合国各主要机构也通过相类似的决议，如2014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发表《日本人权审查结论》报告，认为日本应该为二战期间的“慰安妇”问题承担责任。在英文语境中，Comfort Women 日益为Sexual Slaves所替代。2014年，中国以日军留下的日文文献为主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世界记忆名录。

　　二

　　《产经新闻》今年6月10日刊登报道说，福冈市的妇产科医生、80岁的天儿都女士表示其父亲麻生彻男拍摄的“慰安妇”照片，未经允许而被中国作为证据列入申遗资料之中；还说其父只是摄影爱好者，而没有其他目的。

　　我们认为，这批照片是日方当事人证明当时日军“慰安妇”制度实施以及细节的最典型、最重要的历史文献之一。

　　中方申遗书中，包含有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提交的日军老兵、军医麻生彻男拍摄的慰安所相关照片。因为这批照片包含战时日军在中国建立的由军队直接建立或者监管建立的慰安所的军事文件与实施，涉及“慰安妇”征集与卫生检诊制度等一系列重要史实。其中如《杨家宅慰安所木屋》《慰安所规定》和《江湾贴有日文对联的慰安所》等作为重要历史证据，被广泛地使用于2000年东京审判“慰安妇”制度民间法庭、2001年海牙审判的终审活动、联合国关于日军“慰安妇”的听证会、历次各国“慰安妇”原告在日本法庭起诉等，成为“慰安妇”问题的最重要历史文献之一。这一点，作为麻生彻男的女儿、亲自为其父亲整理战时遗留文件出版了《上海より上海へ》的天儿都女士自己也曾明确指出：“本册（指《上海より上海へ》）中还收取了自昭和十三年开始的日本军开设的慰安所和民间私营的慰安所两个方面的照片资料，共10张。它们和论述从军慰安妇的论文《关于花柳病积极防治的方法》，共同构成了从军慰安妇的一级资料。”（引自《上海より上海へ》，1993年日文版，天儿都序言）

　　不仅如此，这批照片与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20年来对照片所记载的慰安所遗址口述调查，相互印证，共同构成了新的历史文献。因此经过严格审查，对照片真实性和唯一性调查所得的调查史料（包括口述与照片），也已列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这些调查史料主要文献价值包括，确认了麻生彻男照片中杨家宅慰安所遗址真实性，以及所在地为东沈家宅。

　　1937年秋，麻生彻男加入日本上海派遣军，登陆上海，奉兵站之命，协助建立杨家宅慰安所、江湾慰安所等，并拍摄了这些照片。上个世纪90年代初，他在日本多次以自费印刷出版的形式向媒体披露这一事实，并将战时日记书信与照片等最后结集为《从上海到上海》，由日本石风社于1993年出版。

　　根据他的记述，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对他所提及的上海日军慰安所遗址进行了长期的调查，确认了这些慰安所的存在。如江湾慰安所的建筑至今犹存，通过对旧照片中万安路745号阳台窗花等建筑形制细部的对比，可以确认这里就是贴有日文对联的慰安所。在杨家宅慰安所遗址寻找到许多日式清酒瓶、日式铝制饭盒、日式烤火盆等遗留实物，寻访到史留留、沈美娣、沈福根、沈月仙、沈德福等历史见证人，从而印证了麻生彻男记录的真实性。而且，确认了被日军和麻生彻男称之为“杨家宅”的慰安所，其地址并不在杨家宅，而是在杨家宅北侧的东沈家宅。

　　通过调查进一步确认，杨家宅慰安所为日本军队直营慰安所的准军事设施性质。在调查中获知，杨家宅慰安所作为日本陆军直营慰安所，管制严格，不准一般平民靠近，有哨兵巡逻保卫。如根据当地居民沈美娣（1931年7月生）的回忆，“我家就住在杨家宅慰安所旁边，慰安所门口有日本哨兵站岗巡逻，管得非常严格。我的亲生父亲就是被日军打死在这里。那个时候我只有9岁（约在1939年）。下面还有5岁和刚刚3个月的两个妹妹。我父亲沈毛夫当时在日资军服厂做工，每天早晨6时出门，晚上6时回家，我们称6进6出。一天回来后，因为家中第二天的蔬菜没有了，便到菜地里去挑些菜。当时天已经黑了下来。当我父亲从菜地里拿着菜回来时，正遇到慰安所的哨兵巡逻，那个哨兵看到我父亲就大叫了一声，我父亲又不懂日本话，便不知怎样才好，正在这时枪声响了，我的父亲中了弹，不久之后，就这样被残酷的日本鬼子给打死了。”沈美娣女士的父亲被杨家宅慰安所哨兵枪杀，至今没有得到任何赔偿。

　　经过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20多年的研究，麻生彻男所摄的慰安所可以直接、形象地证明日军慰安所的存在，与目前遗址所在地的口述记忆和物化的建筑记忆一起，共同非常典型地形成了日军实施慰安妇制度的证据链，是极为重要的文献遗存，这就是中方申遗书将日本军医麻生彻男拍的战时照片与战时相关档案一起申遗的理由。

　　三

　　天儿都女士认为，中国的申遗材料对该照片的描述歪曲了原摄像师的解释，这违反了摄像师的道德权利。事实上，中方使用这些照片的原意，在于说明照片中提到的慰安所是历史事实。所以申请书中特别指出照片“其特性和来源均真实可信”。除非日方能证明，是麻生彻男的照片捏造了事实，才能让中方撤下。

　　首先，中方申请书使用麻生彻男那几张照片的用意，是为了证明二战时期的日军建立了慰安所。其次，麻生彻男将战时他所拍摄的这些女性的照片编辑出版，并非为了展示他的爱好，而是出自他本着历史的反省精神，以非常严肃的态度来发表他的战时照片作为历史资料来留存的。这是麻生彻男非常令人敬佩的品德。刊载了上述用于申遗历史文献的照片的《上海より上海へ》日文版序言的开首，有麻生彻男于1986年编辑战时女性照片时写的这样一段序：

　　“好人不当兵”，我们日本人对（具有这样理念的）中国来说，不是一个好邻居。念及我们国民皆兵的乡风，再遥想1937年的南京，那么，一亿大和民族皆战犯也。我作为当时大和民族的一员，从1937年开始的4年间，正生活在中国的华中地区。我将当时写的3本书合为现在的一册。由此，向各位奉上作为一个普通召集兵身份的妇产科医生，当时如何思考、如何行动的我。期待理解，不胜荣幸。

　　麻生彻男的女儿天儿都女士在序文后有这样的解释：“写这篇序文时候的我父亲、原预备役陆军军医大尉的麻生彻男，已于1998年（平成元年）7月11日以79岁之龄辞世。本书（即《上海より上海へ》）是他以自己印刷出版的《战线女人考等等》为基础内容编辑出版的。……为了知晓在太平洋战争之前的1937年到1941年间，在中国战线上，女性被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请更多的女性来阅读这本书。”这说明了麻生彻男作品内容与立场的一贯性，也说明了中方使用麻生彻男作品是为了记忆真实的历史。这不但没有违背麻生彻男的初衷，而且将麻生彻男记忆和思考历史的初衷发挥到更大范围中；更没有侵害麻生彻男的名誉权。当时编辑本书，发出“为了知晓在太平洋战争之前的1937年到1941年间，在中国战线上，女性被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请更多的女性来阅读这本书”正义呼吁的、已经80高龄的天儿都女士，不知为什么会改变初衷，还是另有隐情？

　　在另一个场合，天儿都女士曾承认日本在战时建立了慰安所，但竟然说“慰安妇”制度是一种文明的制度。日本政府建立“慰安妇”制度，实质是用现代文明的国家机器来实现其反文明的目的，是用制度性野蛮来替代临时性野蛮（偶发的强奸）。

　　目前，日本“慰安妇”制度罪行日益为世界所知晓，谴责声越来越大，“慰安妇”雕像也传播愈广。奉劝日本某些人，正途只有一条，就是彻底认罪，深刻反省。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