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中的“中国通”：盘点新生代的美国中国问题专家

　　被称为“影子内阁”和“第四权力”的美国思想库，是美国内外决策的“外脑”，也是影响和塑造美国对华政策的重要机构。委身于这些智库的“中国通”们，则以其渊博的专业知识、精辟的分析和地道的见解，在美国对华决策中发挥着独特作用。他们或有朝一日通过“旋转门”进入政府，亲自参与决策，或提出新的战略思维并“广而告之”影响决策，或本身就发挥为政府发声及开展二轨外交的作用。相关的讨论会、重头报告，甚至某位“大咖”的一篇文章，一段评论，都可能成为中国政府、智库和媒体关注的对象。

　　智库兴盛是美国决策科学化、公开化和多元化的反映，与美国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和利益集团政治、政党政治密不可分。美国智库均以独立性和客观性自居，但真正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智库和研究人员的影响力，既要看其研究水平，也要看其与执政党的关系，更离不开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近年来，随着中国智库国际视野的拓展和交往能力的增强，中美智库和学者交流日益热络，中国对智库的运作方式和政策影响力有了更客观的了解。

　　冷战结束后，一些著名智库积极参与美国对华政策辩论，对促成美国同意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出台“中国军力报告”、反对陈水扁“台独”活动、加强中美能源和环境领域合作等发挥积极作用。当前美国智库正展开新一轮对华政策辩论，学术界也积极参与，各路英豪辩论的核心是美国是否应抛弃自尼克松总统以来的对华接触政策。按照其立场和倾向，辩论方大致可分为三派。一是强硬派，如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阿什利 泰利斯、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阿隆 弗里德伯格等。他们侧重点虽不同，但均建议美国大幅强化对中国的制衡，减少接触面。二是兼容派，如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迈克 史文，建议中美可就亚太安全边界开展大交易，以缓解日益激烈的战略竞争和化解可能的冲突。三是现状派，如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柯庆生等，总体认可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政策和对华政策，建议继续以接触和防范塑造中国的选择。这些辩论具有风向标的功能，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把握华盛顿的政治气氛，保持敏感度并相应调整对美政策的分寸和火候。

　　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智库也一样。美国一些知名智库的真正影响力是靠“台柱子”式的重量级专家。在争相搏眼球的智库圈，创新是制胜法宝，新理论、新观点和新建议层出不穷，而沉稳老辣同样能获得业内的持久尊重。与那些标新立异的研究人员不同，李侃如、卜睿哲、贝德、兰普顿、葛莱仪等老一代“中国通”，以扎实的学术研究或政策分析功底，相对冷静和客观的态度，持续影响着美国对华政策，塑造着政策辩论的方向。他们或为中美关系恶化深感忧虑，或建议中美拓展合作新领域，谨慎管控分歧，或呼吁政府保持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体现出很高的宏观把握问题、驾驭中美战略关系的能力。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新一代研究中国的专家也纷纷崭露头角。目前较为活跃的傅泰林(Fravel Taylor)、艾立信(Andrew Erickson)、郭达安(Michael Glosny)、斯科特 哈罗德(Scott Harold)等更关注具体问题，尤其是安全问题。这些新锐精力充肺，思维活跃，但因关注范围较窄，研究领域较细，还不算严格意义上的中国通。麦艾文(Evan Medeiros)和埃利 拉特纳(Ely Ratner)等人则已实现决策圈和智库的“旋转”，成为这些年轻学者中的翘楚。

　　随着中国崛起和中美利益交融增多，中美关系的内涵和外延在扩大，研究中国和中美关系的队伍也在壮大。网络安全、气候变化、人民币汇率、传染病防治等功能性领域的专家，利用其专业知识赢得话语权，影响力不容小觑。例如，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詹姆斯 刘易斯，因长期关注中美在网络安全上的摩擦和分歧，其政策建议越来越受到重视。随着中国海上力量的增强、海外利益的拓展和中美关系第三方因素的凸显，越来越多的地区和战略问题专家关注中国。中东、非洲和拉美，甚至北极问题专家，也不得不研究中美在相关地区的合作和竞争。“中国研究热”还在美国的大学持续发酵。一些专注于理论探索和教学的大学教授“不甘寂寞”，展现学者的现实关怀。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在其新版《大国政治的悲剧》中，专辟一章论述中国崛起和中美即将到来的冲突。除传统的东北部名校外，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等西部高校，也凭借其地处太平洋沿岸的优势和舒适的气候，吸引着越来越多研究中国的学者。可以预见，只要中美实力差距进一步缩小，中国在全球影响力进一步提升，美国对中国本身及其对外行为的研究还会继续加强。

　　学术为政治服务，中外皆然。评估某个专家或智库的影响力，主要看其对决策的影响力。但对那些教书育人的学者来说，其影响力虽不直接，但可能更为深远。当前及未来一个时期，“中国通”的影响力会呈现几个变化。首先，随着更多功能性议题和地区性问题专家“介入”中美关系研究，传统的“中国通”地位和影响力不可避免地下降。年轻一代研究人员专注中国的某一问题，实际上是适应了中美关系研究不断深入的大趋势。当然，如能处理好博与专的关系，会有利于年轻学者的成长。其次，随着中美战略竞争加剧，中美关系进入多事之秋，“中国通”们的看法将会越来越受到美国政治环境的约束。国家利益、意识形态、政治和舆论环境长期塑造着这些人的中国观。美国政治生态和中美关系的变化，不仅会影响其情感，还可能左右其命运。上世纪50年代麦卡锡主义肆虐之际，谢伟思(John S.Service)和包瑞德(David Dean Barrett)等所谓“亲共”专家受到迫害，成为美国对华冷战政策和中美敌对的牺牲品。中美冷战历史一去不复返，美国自由、民主、多元的价值体系根深蒂固，但在美国对华政策趋于强硬的背景下，专家学者出于政治正确比着对中国强硬的倾向可能出现。第三，中国对“中国通”的影响在增强，双方互动更加重要。中国本身的变化，如改革开放进程、国际战略的推进等，是决定其对华看法的重要方面。随着中美同行交流的日益频繁和深入，相信这种相互沟通和了解，也有助于减少相互的误解、误判和偏见。

　　归根结底，美国的中国研究，服务于美国维持和巩固“领导权”的需要。了解更真实的中国，采取更客观的立场，提出更中肯的建议，应是研究者们追求的最高境界。当前，全球化深入发展，中美接触的广度和深度前所未有，合作和竞争密切交织。在两国关系处在战略十字路口的背景下，如何超越狭隘的国家利益，学会换位思考，展现大智慧，提出真正有利于两国，有利于人类的大方略，是美国的“中国通”和中国的“美国通”们面临的重要课题。

　　(作者：张文宗，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