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快播案回到法律轨道 “传淫无罪”非判案依据

　　让快播案回到法律轨道

　　本报评论员 张天蔚

　　在中国当下的社会语境下，立法禁止淫秽音像制品的公开传播，有着充分的民意基础。而法治社会的基本规则之一，就是以既有法律作为判断某种行为合法性的依据。既然在中国现行法律中，传播淫秽音像制品被定罪，则“传淫无罪”就不能成为判断快播案的依据。

　　必须承认，经过连续两天的庭审直播，围绕“快播案”的网络舆情出现一边倒的局面，超过9成的网络受访者选择“快播无罪”选项。在当下的环境下，快播案这样的敏感案件经过网络直播，却出现对公诉方极为不利的局面，想必出乎决策者当初的预期。

　　网络舆论呈现如此一边倒的倾向，首先缘于王欣等被告及其辩护人的出色辩护。网上流传的激烈控辩的剪裁片段，确实充分展示了被告及辩护人的机巧和急智。与此相对，则暴露出公诉方“备战”不足和应变乏力的短处。以至于有网友将双方的激辩，戏谑地称为辩护方对公诉方的“花样吊打”。如果将网络围观者类比于美国陪审制度中的大陪审团，则辩护方的巧辩对陪审团的说服力，显然大大高于公诉方。

　　但同样不能忽略的是，在“快播无罪”的呼声中，包含着两种不同的判断。对部分网友而言，不仅快播无罪，而且所谓传播淫秽音像制品的行为，本身就无罪。被很多人热传的所谓“做爱无罪，看人做爱有罪”的悖论，似乎给很多人提供了质疑上述罪名的理据。而如果这种“传播淫秽音像制品”无罪的观点能够成立，则快播团队不仅不辩自赢，而且根本就不该成为被告。或许正是由于这种观点影响，很多围观者心里早已判定了“快播无罪”，所谓辩护方对公诉方的“花样吊打”，也才会得到那么多喝彩。

　　但在中国当下的社会语境下，立法禁止淫秽音像制品的公开传播，有着充分的民意基础，立法过程中也没有出现太大的争论和波折。而法治社会的基本规则之一，就是以既有法律作为判断某种行为合法性的依据。既然在中国现行法律中，传播淫秽音像制品被定罪，则“传淫无罪”就不能成为判断快播案的依据。

　　快播案的被告及辩护律师对此显然并不持异议，因此他们的辩护策略，主要基于技术无罪和不知情不为罪，以强调即使传淫有罪，快播也是毫不知情的小白兔。庭审直播中最受围观者叫好的部分，也恰是对这两个辩护依据的“花样呈现”。

　　庭审尚未结束，在接下去的庭审中，快播是否真的是一家完全中立的“纯技术公司”，或快播究竟是无法获知用户播放视频的内容，还是故作不知的“装睡者”，仍然将是控辩双方辩论的焦点。至于后续庭审中还会出现哪些精彩的激辩，目前无法预知，但至少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所有关注这一案件的公众，都希望后续审理继续通过网络直播，让控辩双方的交锋继续呈现在公众面前，使案件是非得到深入的辨析和厘清，并在此基础上得出罪与非罪的判定。

　　案件庭审是否应该直播，历来多有争论，各国也有各种不同的实践。但就中国目前的国情而言，公众最为担心的是暗箱审理、枉法裁判。庭审直播则把审理过程如实呈现在公众面前，有利于破除公众的担忧或猜测，利大于弊。此外，虽然我国没有美国式的陪审团制度，围观群众也不具有决定罪与非罪的权力，但控辩双方各自依据法律提出自己的观点，进而说服围观公众，也是让法律深入人心、树立法律权威，进而以法服人的可行路径。

　　因此，即使此前的庭审直播，让准备不够充分的公诉方稍显被动，或庭审局面不符合案件的预期走向，公众还是希望快播案能够继续“快播”下去，而且希望庭审直播在今后成为常态，让每一次庭审都在公众的见证下，成为公众寻求司法公正的可靠途径。建设法治社会、树立法律权威、维护司法信誉的大目标，毕竟比某个个案的具体得失更加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