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治理之困凸显 专家齐聚浙江桐乡提炼治理智慧

　　中新网嘉兴6月19日电(李佳赟 谢盼盼)一户“钉子户”不愿搬迁，工程项目便无法推进；棚户区改造、老旧院落治理，曾被称为“十年改不动”的棘手难题……这些社会转型期中涌现的“成长烦恼”，正折射出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难点、痛点。

　　在这样一个风云激荡的改革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如何实现多赢，如何在千丝万缕的利益纠缠中收“四两拨千斤”之功效？6月19日，“推进法治德治自治建设、创新基层社会治理”高峰论坛在浙江省桐乡市举办。20余名来自国内外公共管理领域顶级专家集思汇智，在“三治合一”创新地浙江桐乡探讨基层治理模式。

　　桐乡的“三治合一”指的是以法治“定纷止争”，以德治“春风化雨”，以自治“内消矛盾”。这一基层社会治理模式，解开了基层矛盾纠纷的“盘根错节”，打开了一个又一个缠绕难解的“锁扣”。如今，桐乡治理经验的“树木”正成长为“森林”，并在此次论坛中获专家学者深度解读，有望为更多县域地区的社会治理提供可复制的经验样板。

　　基层社会治理趋现代化

　　桐乡展“革新样本”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以及大规模开发建设的推进，浙江桐乡和全国许多县市一样，迎来了发展机遇期，同时也进入了转型阵痛期，各种危机和潜在风险增多，群众利益诉求复杂多元，传统的社会治理手段显得“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在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教授王长江看来，传统的治理机制和方式面临严峻挑战，原来政府统管一切的管理方式已不能适应现实要求，社会经济制度变迁催生出国家管理模式的变革需求，即从“管理”走向“治理”。

　　浙江省桐乡市委书记卢跃东也感叹，身处基层，能深切地体会到基层社会治理的难点、痛点和盲点。这是一个变革的年代，社会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化、人们的价值取向不断多样化，转型的社会矛盾纷至沓来。基于社会现实，桐乡以“三治合一”作出探索。

　　为了解决“成长中的烦恼”、让社会治理的活力迸发，2013年以来，桐乡探索构建“法治、德治、自治”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逐步形成了“大事一起干、好坏大家判、事事有人管”的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以法治“定分止争”，以德治“春风化雨”，以自治“内消矛盾”，三者相辅相成、相互依托，成为夯实和谐社会的一块重要基石。

　　在遭遇社会治理力量捉襟见肘的“现实尴尬”后，2013年，作为试点的桐乡高桥镇率先开始探索，推出了百姓参政团、道德评判团、百事服务团这三个基层治理平台。此后，在桐乡全市范围内，“三治合一”的神奇魔力逐渐漫溯开来，通过将法治贯彻到基层，道德涵养到百姓心田，充分发挥群众自主性，“黑旅馆”拉客、拆迁纠纷、垃圾占道等原本“老大难”的问题变得不再棘手。

　　从“散沙”到群治，从政府“一头热”到全民动员，桐乡各社会群体、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热情得到有效激发。经过时间沉淀，三年前“三治合一”的萌芽，如今在桐乡全市范围内已瓜熟蒂落。

　　比如去年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期间，桐乡乌镇各行政村、社区自发组建起一支2600多人的“乌镇管家”队伍。此外，很多桐乡企业亦自发组织工人积极参与“红袖章万人大巡防”活动，桐乡全市参加义务巡逻的群众有近8万人次。社会的普通一员和政府站在一起，不再是简单的被管理者和管理者，齐心为大会的圆满举行贡献了力量。

　　卢跃东感叹，以往政府公权的“一捅到底”到如今权力限制的“自觉断臂”，以往基层组织的“行政依赖”到如今承接管理的“自治硬膀”，桐乡真的变了。

　　与会的北京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副院长周红云忍不住为桐乡的基层社会治理“点赞”，并将桐乡的实践称为政府有勇气的行为，“当下社会在民生改善的同时，不可避免社会仍有不满，今天有这样的问题，明天有那样的问题，而桐乡法治、德治、自治‘三位一体’的探索，在全面回应当前的社会治理中存在问题的同时，也抓住了社会治理的核心要素。”

　　法治、德治、自治多元互动

　　“三治合一”获专家深读

　　随着桐乡“三治合一”的旋风席卷各地，如何理解“法治、德治、自治”的“三治”间关系？三者间如何相互作用，促进化解社会转型期的矛盾、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引发了诸多专家学者的思考。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杨开峰说，法治是保障，德治是基础，自治是目标。他认为，中国的传统是以德治为主，然后逐渐地走向法治，目标则是要实现更多的自治。

　　美国旧金山州立大学政治学系教授郭苏建也认为，“三治合一”的归属将是自治，自治就是社区居民自治，这可以理解为居民在社区内实行民主监督、民主管理、民主教育，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约束。

　　作为公共管理领域的专家，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俞可平一直在摸索基层治理的“金钥匙”。他认为，在基层社会治理“之路”中，德治和法治是两条轨道，但这两条轨道都通往自治这一目标，自治极其重要。

　　缘何如此，俞可平解释说，社会自治可最大程度地激发、调动人民群众的参与积极性，也可塑造公民的政治认同和社会团结，减轻政府社会管理负担及行政成本，是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趋势。

　　当认清三者关系后，“三治”间又将如何促进发展？

　　杨开峰重点提到了“德治”，建议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传统文化的优势。他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很多可挖掘的地方，可用以作为现代治理的元素。他举例称，桐乡正是一个文化传统深厚之地，接下来如何进一步发掘传统文化的积极因素，与基层社会治理相融合，是一条值得期待的路径。

　　跟杨开峰不同的是，俞可平将更多的关注点放在了“自治”上。他将社会自治称为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经道路。他建议，要努力增强居民的社会自治能力，不断扩大社会自治的范围，积极培育基层社会组织，建立健全社会自治的各种法规制度。

　　此外，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郁建兴对于“三治”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表示，法治、德治、自治各司其职。法治作为治国的方略不可动摇，但德治可为法治提供基础和正当性，与它契合的是现代性道德。法治、德治、自治都是过程，它们的总目标是良治、善治或者说是让社会更好地运转起来。

　　从“树木”到“森林”

　　探索可复制的“桐乡模式”升级版

　　如今，随着“三治合一”正逐渐下沉到桐乡的大地上，生长出强大而坚实的根系，从“树木”蔓延为“森林”。桐乡的基层社会治理样本，将有望为全国2000多个县域带来可复制、有价值沉淀的社会治理创新经验，为当下转型期的基层社会治理带来制度变革的探索意义。

　　在浙江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余逊达看来，桐乡探讨了在县一级符合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县域结构。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蓝志勇认为，桐乡“三治合一”不是固定的模型，它是实际过程中能够帮助转型期的中国稳定社会治理的方法。

　　俞可平也点赞道，桐乡“三治合一”是非常有意义的创新之举，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探索。在他看来，经过创新迭代后的桐乡基层社会治理经验，能够成为在全国范围推广的经验案例。

　　而在未来的基层社会治理中，桐乡“三治合一”该如何进一步提升？

　　余逊达建议，希望桐乡在“自治”上逐渐把重点关注农村转向重点关注城市社区的自我治理，同时更好地处理好党组织、村民委员会以及其他社会组织三类组织的作用。

　　作为“三治合一”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总策划师”，桐乡市委书记卢跃东指出，目前该社会治理模式的成效初步显现，但还有许多方面值得深化和完善，比如评价体系的构建。

　　卢跃东坦言，“三治”建设尽管已经形成比较完备的工作体系，但这是一项基础性、常态化工作，其成果无法用简单的一些指标来衡量。因此，怎么样建立一个科学的评价体系来检验基层“三治”成效，怎样建立一个长效化的运行机制，是急需解决的另一个问题。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税根对此也有同感，他认为，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必须要有评估体系，没有评估体系就不可能现代化。在他看来，评估体系可从“三治”的角度出发，也可从投入产出的角度出发，或者是经济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角度，只要有科学性、规范性和可操作性即可。

　　胡税根建议，桐乡下一步应着重提升社会治理的质量，推进治理能力、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要从良镇、良企、良市达到善治；其次是扩展社会治理的资本，包括吸引乡贤和企业参与；第三则是加强社会治理志人才队伍的建设，以及推动社会治理的技术化。

　　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部教授唐亮则指出，桐乡在社会治理探索要走在中国前列的话，除了面向中国的现实以外，还要吸取世界各国的经验。“中国今天面临的问题是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带来的很多新问题，这些问题可能是发达国家在几十年前面临过的问题，他们发展过程里已经摸索出来的机制，如果能得到很好的借鉴，就可以避免少走弯路。”

　　据悉，“推进法治德治自治建设创新基层社会治理”高峰论坛由浙江大学、浙江省委党校、嘉兴市委政法委、桐乡市委市政府主办，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承办。该会议邀请了俞可平、王长江、郁建兴等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中央党校、美国俄亥俄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等国内外高校的知名专家学者共同研讨通过“三治”来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