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返乡子女入学调查：“零障碍”后有障碍

　　□在回归故乡之后，农民工返乡子女普遍存在着日常生活与学习的不适应，深层次存在着他乡与故乡、流动与留守、出离和融入等杂糅纠葛的文化适应及冲突问题

　　□返乡子女就学中看似无冲突、无障碍，甚至还有逃脱父母束缚的欣喜和自由快活的愉悦，在这些“表象”背后，是家庭亲情断乳后的另一种行为映射

　　□急促政策动员下的政策执行实现了返乡子女入学“零障碍”的政策目标，但关于返乡子女就学质量公平等深层次政策目标却并没有在后续政策中得到拓展和深入

　　“农民工返乡子女”是不同于“留守儿童”和“随迁子女”的一个特殊群体，被社会普遍关注是在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我国农民工的“返乡潮”中。那时，这一群体被称为“返乡农民工随返子女”。随后，笔者注意到，其实还存在着因诸多原因“返乡”的农民工子女，比如，因异地高考受限返乡，因重大自然灾害、家庭变故、就学成本压力、(家乡)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条件改善、教育观念变化等原因返乡，因国家的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影响下的返乡等等。

　　不管如何，这群人都具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在社会漂移和迁徙中，经历着“他乡”与“故乡”的文化差异，面临着不同的文化适应，遭遇着不同的文化冲突。并且，这一带有“返乡印记”的“农民工返乡子女”群体在返乡之后又存在着进一步流动的多种可能，从而深刻地改变着农民工子女群体的类型结构，也带给农民工(子女)问题研究以新的影响和启发。

　　笔者调查了四川省的237位教师，对数十位返乡子女的就学和生活情境以及7位孩子进行长达半年左右的深度追踪研究，希望能推动返乡子女就学的顶层制度设计，消除返乡子女就学的户籍制度障碍，切实推动农民工返乡子女就学政策的制度重构。

　　农民工返乡子女难于随乡入俗

　　笔者的研究试图呈现农民工返乡子女的群体概貌、就学境遇、适应特征、朋辈关系类型及家庭文化生态影响等。而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在回归故乡之后，农民工返乡子女普遍存在着日常生活与学习的不适应，深层次存在着他乡与故乡、流动与留守、出离和融入等杂糅纠葛的文化适应及冲突问题，返乡子女群体难于随乡入俗的问题较为严峻。

　　一、返乡子女以农村学校为主

　　就农民工返乡子女总体人数而言，近年来呈现持续增长态势。在笔者调查的79个班级中，学生总数共计3502名，留守儿童总数为1449名，而返乡子女的数量为425名。

　　从样本校的比例来看，留守儿童所占比例大致为41.3%，而返乡子女所占比例为12.1%左右。从返乡子女人数分布来看，并没有呈现出“返乡潮”时期“大范围集中聚集”的特征，而是体现出“小聚集、多散落”于各类农村学校的样态。

　　二、返乡子女学校境遇不容乐观

　　从218份有效问卷统计数据来看，对于留守儿童的关注已经成为广大农村乡镇学校迎评接检以及日常管理的重要维度。其中88.61%的学校对留守儿童的教育有特别的关注，46.84%的学校还为留守儿童的就读出台了专门的政策。从调查反映出的数据来看，尽管对返乡子女的关注度也高达67.09%，但当问及是否有针对农民工返乡子女群体的专门政策时，回答为“有”的只占31.65%。这一数据也不乐观。

　　就笔者的日常走访观察来看，针对这一群体的应对措施大多是上级政策文本中的例行要求，较少是针对性的关怀措施。可以说，在大多数学校中，返乡子女群体是放在农民工子女的范畴中加以无区别对待的。同时，笔者还发现，对农民工返乡子女和留守儿童两个群体的界限模糊，也反映在基层班主任和任课教师消极、被动的行为和态度上。整个调研过程中笔者不太能感受到基层教育工作者对返乡子女的教育信心和教育力量。

　　三、返乡子女制度及文化不适明显

　　这种不适表现一，返乡子女对学校制度规则系统的差异感受显性、直接，不适感最突出。同时，学校物质设施的差距、人际交往的障碍、角色身份的调适等很容易牵扯出返乡子女的负面情绪，并体现为他乡与故乡的文化适应甚至冲突；

　　表现二，教材版本的差异并不被返乡子女视为主要问题(尽管教师们往往这样认为)，而课程设置、实施方式带来的教育理念差异及背后的文化差异才是这种不适的重要原因；

　　表现三，返乡学生在普通话和家乡方言的使用选择上存在着丰富的文化信息。“乡土情结”与“语言符号炫耀”的背后折射着“微妙的文化自卑”和“脆弱的文化自傲”。语言背后的文化区隔和文化冲突显现无疑。

　　四、返乡子女交往网络窄化

　　大多数返乡子女在返乡初期主要是通过现代网络和通讯设备来弥补在现实情景中的交往障碍和情感缺失。部分返乡子女，其朋辈群体交往手段除了利用网络寻求虚拟的交往需求外，以社会性的娱乐方式和“街角青年”的暴力互动方式挑战学校规则、用越轨的方式实现向朋辈群体的“炫耀”式交往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

　　总体来说，返乡子女的朋辈群体关系网络呈现窄化的特点。人际交往网络存在自我封闭型(局限在与个别朋友的单向交流)、虚拟型(沉迷于网络中实现自我交往需求的满足)、虚张声势型(通过越轨性的行为和社会街角的交往方式呼朋唤友，体现为虚假的交往网络扩大甚至膨胀)、积极拓展型(正向主动拓展新环境的交往网络)等类型。

　　五、家庭文化生态影响返乡子女交友和就学

　　笔者发现，作为家庭文化生态内核的亲子关系，其健康和稳定程度对返乡子女的就学适应和朋辈交往影响很大。从笔者重点关注的7个返乡子女的案例来看，迥然各异的家庭文化生态与不同地域文化背景下的学校体系的碰撞和摩擦，会深刻影响农民工返乡子女的就学适应性和朋辈交往类型。部分案例中返乡子女在就学中看似无冲突、无障碍，甚至还有逃脱父母束缚的欣喜和自由快活的愉悦，其实在这些“表象”背后，是家庭亲情断乳后的另一种行为映射，值得深思。

　　农民工返乡子女就学政策执行低效

　　农民工返乡子女难于随乡入俗，在很大程度上，与就学政策执行低效有密切关系。

　　笔者系统分析农民工返乡子女就学政策的演进脉络及各级政府政策行为后发现：农民工返乡子女就学政策呈现较低的政策效能，其主要表现为政策周期衰减过快，政策目标执行浅表化，政策执行动力不足等三个方面。

　　一、返乡子女就学政策周期衰减过快

　　在“返乡潮”最集中的2008～2009年间，围绕着农民工子女的回乡就学政策呈现出急促且有力的政策行动特征。2008年12月22日国务院办公厅出台的《关于切实做好当前农民工工作的通知》(下文简称国办发[2008]130号)，随后教育部印发的《教育部关于切实做好返乡农民工职业教育和培训等工作的通知》(下文简称教职成〔2009〕5号)以及各省市关于此问题的地方政策行动差不多都是在这一时间段内出台的，且基本上构成了农民工返乡子女就学政策系统的主干框架。涉及范围甚广的急促动员和有力政策执行使得民众对该政策有较高的知晓度，从而带来了影响广泛的政策舆论，对当时的社会心理起到了很大的安抚作用。

　　但随着经济形势的转变，大范围的农民工“返乡潮”逐渐退去，农民工返乡子女就学政策也随之快速衰减，政策影响力迅速减退。在笔者2011～2013年前后进行的调研中，地方基层政策执行主体对该政策反应平淡，知晓但不热情。

　　二、返乡子女就学政策目标执行流于表面

　　笔者稍加梳理一下该政策系统所确立的政策目标及框架。国办发[2008]130号文件总体上确立了“及时”“妥善”“不得以任何借口拒绝接受”并“保证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就近入学”的政策目标。随后的教职成〔2009〕5号文件对农民工及其子女的的教育问题有了相对清晰的政策思路，在“有学上”的政策目标基础上，适当涉及到返乡子女就学质量的政策诉求，并进一步从政策时限、经费保障、教材保障、转学后适应等方面细化并拓展了该政策的内涵和执行思路。

　　尽管急促政策动员下的政策执行实现了农民工返乡子女入学“零障碍”这一显性政策目标，但关于返乡子女就学质量公平等深层次政策目标却并没有在后续政策中得到拓展和深入。比如，该政策系统使用了行政督导和政策资源倾斜两个典型的政策工具来保证“着眼于良好教育环境生成的返乡子女就学质量”。但是“行政督导”并没有扎实贯彻、深入执行，“补偿性优待”的政策表达更没有落到实处。这些都导致所谓的“政策资源倾斜”等政策话语因缺乏实质性的倾斜细则支持而流于表面。

　　三、返乡子女就学政策执行动力不足

　　在政策执行动力上，受全国一盘棋的政策思维影响，地方政府依然维持着整体教育政策执行的步调，总体上并没有将地方实践知识彻底转化为地方政策创新力。

　　在农民工返乡子女就学政策的执行中，基层政策执行者的“核点”思维突出。所谓“核点”思维，是指基层政策执行者在长期贯彻执行上级政策的过程中逐渐积累起来的政策执行体悟，是在快速的政策贯彻时段内对最核心政策意旨的个体性把握。

　　这种政策“核点”思维在基层教育政策执行中非常普遍。在笔者的地方调研中，一位市教育局办公室主任曾告诉笔者，“我们一年要应付大大小小几十个政策，一般的程序都是先按照领导或者上头的思路理解政策的宗旨和要点，然后根据政策的重要性程度，要么再制定细则，要么直接下发，贯彻执行。”“我们没有太多时间去琢磨，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政策执行的时间成本以及外显效果(不是实质效果)是我们始终会关注的一个重要维度”。

　　这种较为普遍的基层政策执行“核点”思维在返乡农民工子女就学政策中也有清晰的反映。比如，“不得以任何借口拒绝接受返乡农民工子女入学”政策的“核点”思维，在一位基层教育行政部门具体政策执行者的私下闲谈中得到印证：“只要我们把返乡的农民工子女照单全收，放进学校，不存在学生无学可上的情况发生，这项政策也就算执行了。”“至于放在什么学校、是否要做到区别对待，有针对性地关怀，这些也就是倡导了。”“尽管我们在政策中也会宣传要以督导检查等方式来评定学校，但是这都不是该政策的必要执行环节，我们也大多不会在检查上动真格。”

　　在走访观察和实地调研中，笔者发现，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对于接收返乡学生入学往往带有完成任务的心态。在访谈一位校长时，他直言，“光留守儿童都够让人头疼了，现在又来这么多集体返乡的，能不麻烦吗？！”“不接收哪儿行啊，这要是被家长告一下，或者捅到媒体，那……”

　　这位校长说的是实情。在返乡农民工子女入学政策急速动员、不折不扣的执行节奏下，集体返乡读书的确给农村基层学校带来了很大的压力。这在2009年春季、秋季两个时间节点上体现得尤为突出。对于学校这一政策执行主体而言，有些事情不能不做，但是，有些事情也是能做多少做多少。“添加桌椅板凳，动员班主任加强管理。”“只要学生进来，不出事就对了嘛。”这些声音总体上反映了基层学校对这项政策的基本态度和动力表现。

　　至于学校最微观的管理群体——班主任和课任教师，学校的态度直接决定着他们的行为方式。当问及班主任和课任教师有没有返乡子女教育的考核及激励措施时，大家的表情和校长如出一辙。在精细化管理思维指导下的中小学老师管理体系中，返乡子女的管理绩效几乎没有清晰的表达。所以，班主任和课任教师的教育教学行为也不太可能在精细化规范下贡献太多的关系绩效，对返乡子女教育、教学、管理等工作的热情和付出自然不能奢求。

　　综上分析，根源于各政策执行主体对返乡子女群体特征的“应时性”理解和对农民工子女类型结构的静态对待，使得该政策的执行缺乏利益群体积极、多频的互动与大力推动，农民工返乡子女就学政策执行动力总体不足。

　　(张烨为四川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叶翔为该学院副教授；本文经作者授权转自《中国教育学刊》，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