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大妈非法持枪案改判缓刑 同案不同判难题何解？

　　“天津大妈”非法持枪案改判缓刑

　　“大妈”认罪，称“判得太重所以上诉”；法院称其主观恶性程度较低、认罪态度较好，所以轻判

　　新京报讯 1月26日上午，“天津大妈”赵春华非法持枪案在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法院以非法持有枪支罪改判其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赵春华当庭获释。

　　新京报此前报道，去年10月12日晚，摆射击摊的赵春华被抓获，警方现场查获涉案枪形物9支及相关枪支配件、塑料弹，经鉴定其中6支为枪支。去年12月27日，一审法院以非法持有枪支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宣判后，赵春华提出上诉。

　　昨日，二审法院认为，赵春华明知其用于摆摊经营的枪形物具有一定致伤力和危险性，无法通过正常途径购买获得而擅自持有，具有主观故意。赵春华非法持有以压缩气体为动力的非军用枪支6支，属情节严重，应判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基于赵春华所持枪支均刚达到枪支认定标准，认罪态度良好，摆摊为经营游艺项目，主观恶意小，社会危害程度较低，对其酌情从宽处理，并适用缓刑。

　　综上，二审法院认为，一审判决认定赵春华犯非法持有枪支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审判程序合法。综合考虑赵春华的各种情节，对其量刑依法予以改判。二审法院以非法持有枪支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

　　宣判后，赵春华表示认罪服判，法院依法对其解除了羁押措施，这意味着她可以回家过年。“等过完年，就带我妈去做个体检，然后再回内蒙古老家去看看我姥爷。”赵春华的女儿王艳玲说。

　　- 庭审现场

　　自称仿真枪打人有红肿但不严重

　　昨日8时20分许，赵春华的女儿王艳玲与两位辩护律师徐昕、斯伟江到达法院门口。对于二审判决结果，王艳玲说，如果维持原判，会继续申诉。

　　9时，法官宣布开庭。身着黄色毛衣、灰色羽绒服、脚穿棉拖鞋的赵春华被带上法庭。51岁的她显得较为苍老，不停地叹气。

　　庭审一开始，赵春华就表示认罪，但她也称“判得太重了，所以要上诉”。

　　法庭事实调查阶段，赵春华对律师称，自己去年8月开始摆摊，打气球的枪是在一个老头手里买的，用了近2000元，此外，每个月交500元管理费。

　　“摆射击摊的时候，曾被玩家用枪打到身上，有红肿，抹了点药，没有严重受伤”。赵春华说，不认为那是真枪，“真枪不是打真子弹的吗?”

　　两位辩护律师以“涉案枪形物不是枪支”为主要理由，为赵春华做无罪辩护。律师提出，赵春华没有犯罪故意，行为不具有社会危害性，法院以真枪对其定罪量刑违反常情常理。检方亦认为赵春华基于摊位经营，造成社会危害不大。

　　1.8焦耳/平方厘米的危害有多大？“就是iphone从1.3m的高度落下来产生的力度，比不上乒乓球、羽毛球扣杀的力度。”徐昕在法庭上解释。

　　最后陈述阶段，赵春华准备了一封“悔过书”。“以前我不懂枪，现在通过摆摊知道枪有杀伤力，对枪有了深刻的认识，以后不碰了。这件事造成很惨痛的后果，我错过女儿婚礼，还让80多岁的父亲担心，本人知错了。请法院看在我家庭的情况下，从轻判决，给我一个悔过的机会”。

　　在赵春华念“悔过书”时，坐在距被告席约2米位置旁听的王艳玲，不停地抹泪。

　　检方提出量刑建议，将一审“三年六个月有期徒刑”改为“三年有期徒刑，缓刑三年”。11时10分，经合议庭评议，法院最终改判赵春华缓刑。

　　焦点1

　　二审为何改判为缓刑？

　　法院认定主观恶性程度相对较低

　　赵春华一审被判三年六个月。二审宣判时法院指出，对赵春华的罪名认定同意一审判决，即认定其犯非法持有枪支罪。

　　根据《刑法》第一百二十八条，违反枪支管理规定非法持有枪支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二审法院判定，赵春华非法持有6支枪支，情节严重，最低刑期为三年。

　　不过，在具体量刑上，二审法院与一审有所出入。法院在宣判时称，考虑到赵春华持有的枪支均刚刚达到枪支认定标准，且目的是从事经营，主观恶性程度相对较低，社会危害相对较小，庭审期间能深刻认识自己行为的性质和社会危害，认罪态度较好，有悔罪表现等情节。

　　至于为何缓刑三年，辩护律师徐昕解释，《刑法》第七十三条规定，有期徒刑的缓刑考验期为原判刑期以上五年以下，赵春华被判三年，缓刑考验期最低也为三年。

　　对于判决结果，徐昕表示“坚持认为赵春华无罪，称不上满意，不过‘判三缓三’的结果比一审多了一些人情味。赵春华可以回家过年，和女儿家人团聚。”

　　焦点2

　　枪支认定应按什么标准？

　　律师表示不适用公安部认定标准

　　除赵春华是否存在犯罪的主观故意，控辩双方主要针对“涉案枪形物是否属于枪支”展开辩论。这再次回归广受争议的枪支认定标准问题，即将公安部2010年规定的枪支最低认定标准(1.8焦耳/平方厘米的枪口比动能)是否合理。

　　辩护律师认为，对枪支的认定，应严格按照《枪支管理法》的定义，而不能适用公安部的认定标准。1.8焦耳/平方厘米的枪支认定标准与《枪支管理法》中“足以致人伤亡或者丧失知觉”的标准相抵触，极低的枪支认定标准不合法、不合理。

　　对此，检方表示，公安部有制定枪支认定标准的职权。另提出，涉案的6支枪支与普通玩具枪明显不同，具有击发能力和致伤力，赵春华“不知法，不免责”。

　　此外，就枪支立法领域而言，徐昕呼吁立法机构或有权解释法律的机构，能明确出台枪支标准，对枪支进行分级分类立法管理，对仿真枪的管制区别于真枪。“支持控枪政策，但立法需合情合理，权力和权利要平衡。”

　　焦点3

　　“同案不同判”难题何解？

　　立法上区别仿真枪与真枪的处罚

　　王艳玲表示，母亲被抓后自己在网上查找资料发现，涉及仿真枪的案例存在“同案不同判”情况。“有的判刑轻有的判刑重。所以一审前我没想到母亲能判这么重。”

　　徐昕解释，仿真枪案件“同案不同判”的情况非常普遍。“这体现出法官不同的释法理念。但主要还是枪支认定标准太低，使得法官在适用法律时存在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他表示，有法官更多考虑常识常理常情，可能会从轻或减轻处罚。有的则会严格按照法条所确认的枪支犯罪认定标准来量刑，导致判刑较重。

　　如何看待该案二审改判缓刑？中国传媒大学法学教授王优银称，此案最大的意义就是，既考虑法律效果，也考虑社会效果，努力在法理与情理间寻找平衡点，具有借鉴意义。同时，该案也引发公众对仿真枪问题的关注，会促进司法机关对仿真枪管理的改进。“法学界也希望能从立法上区别仿真枪与真枪的法律处罚，改进目前的枪支认定标准。”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潘佳锟 王梦遥 实习生 武琳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