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布“红通”归案40人最新情况 释放四方面重要信号

　　中新社北京5月10日电 题：中国公布“红通”归案40人最新情况 释放四方面重要信号

　　中新社记者 张蔚然

　　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10日公布了40名到案“百名红通人员”的后续工作进展情况。这40人中已作出判决的15名，作出不起诉决定的2名，撤案1名，法院已审理但尚未宣判的9名，移送审查起诉或正在侦查的13名。

　　在曝光外逃人员藏匿线索后不足两周的时间内，追逃办此次集中公布40名“红通”人员被诉和受审详细信息，时机引人关注。

　　“一段时间以来，很多媒体都已报道40人归案的消息。这些人处境如何，受到什么判决、司法程序是否公正完善、有没有遇到不公待遇，这些问题外界并不全都清楚，通过这次集中公布，是回应国内国际社会的关注。”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对中新社记者说。

　　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副院长、G20反腐败追逃追赃研究中心专家王文华向中新社记者表示，此举对外释放了四方面重要信号：

　　第一，中国决不让腐败分子躲进“避罪天堂”，也使有幻想的人不敢逃、不能逃；第二，以一个个具体案例展现中国对外逃涉嫌犯罪人员的追逃追赃政策；第三，敦促其他逃往境外的人员认清形势，及时回国接受法律审判；第四，也是向外逃涉嫌犯罪人员的亲友传递信息，及时协助做好外逃人员的工作，结束逃亡回国自首，从而获得宽大处理。

　　庄德水和王文华都认为，对这些人员的判罚可归纳为3个特点，对投案自首的依法宽大处理，对劝返的依法从轻减轻处罚，对缉捕到案的从重处罚。

　　在15名已宣判人员中，法院7人被劝返回国，7人属于缉捕到案，1人遣返归案，有人免予刑事处罚或判处缓刑，有人被判处十年以上或者无期徒刑。

　　记者梳理发现，对7位被劝返回国人员的审判有一个共同点，他们在被判处有期徒刑的同时都适用了缓刑。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检方对2名“红通”人员做出不起诉决定。其中，朱振宇是四川首个归案的“红通”外逃人员、曾潜逃美国13年。鉴于他主动投案且系从犯，主犯袁梅尚未到案，检方作出存疑不起诉决定。

　　王文华称，这些判罚体现了对外逃涉嫌犯罪人员所采取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宽”的一面。这些人被劝返回国，节省了司法成本，人身危险性也相对较小，应当依法予以从宽处理。

　　但她也提醒，无论适用缓刑还是不起诉，都是根据外逃人员投案自首等具体事实，对照缓刑、不起诉的适用条件最终作出的裁决结果，是对刑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等法规的落实。其后续影响将有利于其他外逃涉嫌犯罪人员回国自首，实际上是促进追逃追赃取得更大成效。

　　另一方面，对于缉捕归案的人员，法院从重处罚。比如，山东“红通”逃犯赵汝恒在潜逃加纳期间曾频繁变换住址和联系方式，先后7次逃脱加方实施的抓捕行动。他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人民币，下同)。对于赵汝恒提起的上诉，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予以驳回、维持原判。

　　王文华分析，从重判罚体现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严”的一面，在量刑时全面考虑了其人身危险性、赃款赃物追缴情况、实际造成的损失和国际影响等情节。同时，也表明对外逃不归、逃避处罚的将一追到底，终将绳之以法并从严惩处。

　　早在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外交部等四部门就曾联合发布《关于敦促在逃境外经济犯罪人员投案自首的通告》，这份通告的出台本身就是针对外逃涉嫌犯罪人员采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体现。王文华认为，时隔2年多，从这40名“红通”人员的处理结果来看，与通告的精神是一致的。

　　外界也普遍注意到，在归案“红通”人员之中，移送审查起诉或正在侦办的仍有13名，其中包括“红通”首犯杨秀珠和弟弟杨进军。

　　王文华称，对于一些外界关注度很高的案件，中国办案机构并未急躁冒进，更不是采用运动式的“严打”方式从重从快处理，这体现了中国对追逃追赃及其后续工作不断法治化的进程。案件重大不是可以任性地加快处罚的理由，不会“为了快而快”，而是重事实、讲证据，在实体法、程序法上都要依法依规进行。

　　“总体而言，无论是从宽或从严，都应当依照法律规定进行，做到宽严有据，罚当其罪。”王文华说。(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