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常委会水污染防治法执法检查组在滇检查侧记(下)
参与互动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经济易用长效是关键 全国人大常委会水污染防治法执法检查组在滇检查侧记(下)
□ 本报记者 蒲晓磊
4月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水污染防治法执法检查组的到来，为解决困扰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区多年的一道难题带来了希望。
江川区委书记徐贤说，“十三五”以来，江川区实施星云湖环湖截污治污工程，对星云湖流域76个村落开展环境综合整治，有效治理生活污水和生活垃圾。但资金缺口较大的难题，使得水污染防治工作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
“你们现在处理农村污水的成本，每吨需要花多少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问。
“每吨成本是1块2毛钱，比城镇污水处理的成本便宜6毛钱。”徐贤说。
“这个价格对于低收入的农民而言，仍然比较高。中科院有个微生物处理技术，初期建设成本不高，后期运营成本每吨只要7分钱，而且稳定运行10多年都无需维护。农村污水治理，还是要便宜、有效、易维护，才能可持续。”丁仲礼说。
“我们可以先安排两个村进行试点，如果效果显著就全面铺开。”徐贤激动地说。
执法检查组在云南检查期间，多地都反映了“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难”“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城乡差距大”“农村污水治理资金缺口大”等问题。
对此，执法检查组成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环资委副主任委员赵宪庚指出，应研究探索经济、易用、长效的农村农业污染治理技术，科学精准施策，使农村农业污染防治经济上可承受，具有经济可持续性。
水污染防治资金缺口较大
星云湖是云南省九大高原湖泊之一。
2003年，星云湖水质降至劣V类。近年来，云南通过不断加大投入力度，使得星云湖保护治理取得阶段性成效，在2016年9月首次恢复V类水质，并呈持续改善态势。然而，水污染防治资金缺口较大的难题，成为星云湖治理的瓶颈。
污水处理设施的滞后，也限制了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的能力。
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厅长马永福说，全省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相对滞后，尤其是部分采用人工湿地等生态方式进行污水处理的设施，处理后的污水距国家达标排放标准还有一定差距，不能有效发挥对水环境的保护功能。
而且，执法检查组在检查时发现，生活方式的改变，也给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带来了挑战。
“以前，农村多数地方用的是旱厕，产生的污水较少。但是现在，水冲厕所代替旱厕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生活污水也随之增多。要在住户分散的农村进行集中式污水处理，需要大量的管网建设，资金压力较大，而且后期的运营维护成本也会很高。”执法检查组成员、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研究员吴金水说。
污水处理工程需加强运管
4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水污染防治法执法检查组与五级人大代表和企业、专家代表进行座谈。
“农村分散式污水处理工程项目重建设、轻运管，缺乏有力和有效的运营管理体系和制度。工程项目建成后，2至3年内可以由承建单位进行运营维护，但是移交后无人管理和维护，两三年后系统就会瘫痪并失效。”云南博世科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杨建彪坦言，农村雨污分流率较低，整体管网建设完毕后，运管水平较低，巡检力度不够，易造成管道堵塞，在污水处理站点的运营与管网运营维护方面，缺少系统性运管体系和制度。
云南省人大代表、昆明学院滇池(湖泊)污染防治合作研究中心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徐杉认为，农村污水处理依然是短板，亟需通过法律的规定加以补齐。
徐杉注意到，水污染防治法中关于农村水污染的规定主要是总则部分和第四章，在宏观上对农村水污染防治提出了“应当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综合治理”的原则，但是，该规定仅局限于引导作用，强制性不够。
“在云南一些农村，生活污水分散性强、收集困难，农村污水处理依然存在问题，增强农村污水处理强制性条款，应以更多治理核心技术为支撑，结合脱贫攻坚，解决农村环境问题。”徐杉建议。
农村治污技术需物美价廉
此次到云南开展水污染防治法检查的执法检查组，可谓是一支科学家队伍——带队的丁仲礼是研究环境变化的院士，执法检查组成员中，赵宪庚、吕彩霞、吴金水、程寒飞等人，也分别是院士、总工、研究员级别的学者，都对水污染问题有着比较深入的了解。
执法检查组指出，农村污水治理技术，不仅要看效果，还要考虑地方政府和农民的资金承受能力，只有“物美价廉”的长效技术，才能真正实现农村污水治理的可持续发展。
到云南执法检查之前，检查组通过调研了解到，国内很多环保企业和研究院所都研发出了建设简单、维护容易、运行成本低廉的治理技术。
执法检查组认为，针对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程“投入大运营成本高”的问题，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征集水污染防治技术，在符合条件的地方试点和推广，用简单、好用、廉价、长效的技术，实现农村污水治理的可持续，彻底解决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这一难题，为全面打赢碧水保卫战先下一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