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错• 责任•道德

　　蔺安稳

　　美国的航天飞机“挑战者”号从卡纳维拉尔角升空，一分钟后突然爆炸。爆炸地点是“大西洋上空”，我们的报道说成“太平洋上空”，相差十万八千里。

　　苏联从“阿富汗”撤军，我们的稿件写成从“柬埔寨”撤军。香港一读者提出质问，苏联到底是从哪里撤军？

　　新闻报道必须真实准确，这是一项基本原则。为了维护我社的声誉，建立我社的权威，我们必须对读者负责，对采用我社稿件的传播机构负责，更要对我们国家负责。在报道中，不允许发生政治性差错和事实性差错是最起码的要求。

　　中新社的新闻报道有许多优点，譬如报道面广，手法灵活，写得短，等等。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有一个极大的弱点，就是几乎天天都或多或少地出现一些差错。更严重的是，还有纯属“客里空”的虚假报道。

　　从1986年1月1日起，我社实行《关于消灭稿件差错的暂行规定》。同以往相比，差错情况有了好转，不断地有所减少。据统计，当年稿件中的事实性差错第一季度共65处，第二季度38处，第三季度28处，第四季度26处。差错在逐步减少，当然这还远远地不尽如人意。

　　稿件差错，通常可以分为三类：政治性差错、事实性差错和技术性差错。相对来说，政治性差错数量比较少；技术性差错虽然比较多，但用稿单位可以自己更正。事实性差错不同，一是数量大，而且又总是与记者、编辑的道德修养、工作作风有关；二是用稿单位要改正，也往往无法改正。所以，在对待差错问题上，我们认为应当着重解决事实性差错。抓住了这一点，也就抓住了差错问题中的主要矛盾。

　　事实性差错中最为严重的是“客里空”报道。新闻报道不是写小说，不能虚构，必须真实。这对新闻工作者来说，是个常识。话虽如此说，但要真正做到却不容易。我们党过去在延安时代就提出了反对“客里空”，《解放日报》专门发表了《新闻必须完全真实》的社论。但时至今日，“客里空”报道仍然时有发生。1982年，我社播发了一条《江俊华心脏骤停140分钟被救活》的失实报道。此稿见报后，死者妻子给我社来信，表示气愤。信中说：“人已死了13天，笔者却还说江俊华已恢复正常。看了这一条消息，不但增加我的悲痛，一些知情者也啼笑皆非。”1986年，我社又接连播发了两篇失实报道：一篇是《湖南发生一起群蛇袭人事件》，一篇是《云南首次发现大熊猫》。《蛇》稿是地方对台办的来稿，作者听人议论“今年蛇多，一个老人被蛇咬死”，于是根据这一线索，添枝加叶，虚构了人物、地点、时间和故事情节，编造了这篇虚假报道。编辑部收到此稿后，也没有怀疑就编发了。《大熊猫》是我社记者采写的，此稿仅港澳地区就有七家报纸刊登，海外和国内也有多家报纸采用。当时，大家认为这篇稿子抓得好，有特色，直到收到读者来信，才发现是一篇虚假报道。实际上，云南根本没有发现大熊猫，而是发现了小熊猫。

　　这些“客里空”报道是怎么发生的呢？《心脏》一稿作者说，他之所以虚构，是由于“见报心切”。《蛇》稿作者抱着侥幸心理，认为此事是不会有人查对的。《大熊猫》一稿作者说：“碍于情面没有打电话向动物研究所查询，因而造成失实”。表面看来，失实的原因是各种各样的，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作者都没有对读者负责，没有对社会负责。这就涉及到了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问题。

　　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职业道德。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是什么？可以说上十条八条，但核心的一条是新闻报道必须真实可靠、准确无误。无产阶级的新闻事业理应如此，资产阶级报纸也强调报纸的信誉。

　　美国《华盛顿邮报》的一名记者根据有关部门提供的材料，虚构了一个名叫吉米的男孩吸毒成瘾，写成专稿《吉米的世界》。当人们还不知道这是“客里空”报道时，受到一致好评，获得了美国新闻界的最高奖赏——普利策奖。真相暴露之后，又成了轰动全美新闻界的大丑闻。这名记者不仅没有拿到奖金，而且还被炒了“鱿鱼”。《华盛顿邮报》主编在总结这次教训时说：“对报纸来说，信誉是最可宝贵的，而报纸的信誉完全取决于其记者的道德品质。如果记者的品行不端，就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讲真话实话，不弄虚作假，这是具有良好道德修养的人必备的基本品质。对于新闻工作者，这更是必须遵守的毋庸置疑的原则。实事求是，一是一，二是二，是新闻工作者的立身之本。

　　真实性，一般来说，还是比较容易做到的。一张报纸，一个通讯社，发表纯属虚假的报道毕竟是极个别的。最不容易做到的则是准确性。人名、地名、时间、数字等这些最基本的事实，如果稍微马虎，就会出错。譬如，在我社稿件中发生过以下这样的差错：

　　人名：姓名上如将“姬鹏飞”错成“姚鹏飞”；“阎明复”错成“阎复明”；“杨振宁”错成“杨振宇”；“陈再道”错成“陈首道”；“钱家其”错成“严家其”；等等。头衔上如王震是中日友协“名誉会长”错成“会长”；万绍芬是江西“省委书记”错成“省长”；刘延东是“青联主席”错成“学联主席”；陈昊苏是北京市“副市长”错成“市长”；邓世昌是“甲午战争的著名人物”错成“鸦片战争的著名人物”；等等。还有人头搞错的，如将“谢觉哉夫人”错成“董必武夫人”；“韩爱萍”错成“李玲蔚”；等等。

　　地名：如“山东省”错成“山西省”；“辽宁省”错成“河北省”；“西藏自治区”错成“西藏藏族自治区”；“晋江县”错成“晋江省”；“西宁”错成“南宁”；“南宁”错成“南京”；“黑龙江”错成“墨龙江”；“红水河”错成“洪水河”；等等。

　　时间：如“1900年”错成“1990年”，“今年”错成“今天”；“每月”错成“每日”；等等。

　　数字：如一个工厂的产品“上百万台”错成“上万台”；一座水库容量“1.7亿立方米”错成“1.7立方米”；某一土地面积“50多万亩”错成“5000多万亩”；等等。

　　甚至把死人写成活人，说话人已经作古等等。

　　在新闻报道中，要求一点差错不犯，实践证明是不可能的。目前的情况是差错太多了，而且同一类型的差错虽然三番五次地指出，仍然一犯再犯。这些差错已引起极其不良的后果，严重地影响了我社的声誉。

　　怎样减少以至于杜绝差错呢？首先，必须从思想上认识差错的危险性和严重性。有些同志对这个问题认识不足，采取满不在乎、无所谓的态度。有同志还认为，我们对外宣传单位，稿子登在外报上，国内的人看不到，错了也无关紧要。正是这些同志，稿件中发生的纰漏最多，不少差错还同时出现在同一篇稿件之中。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进行职业道德教育，提高全体采编人员的思想素质和业务素质，增强政治责任感，使人人都养成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

　　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并坚持贯彻执行，中新社对编辑的岗位责任中作了以下规定：“记者对于自己采访写的稿件负责，事实必须真实准确，人名、地名、物名、单位名和时间、数字必须正确。记者在交稿前，务必认真核对事实，凡需送审的要经有关部门审查。”“编辑在处理通讯员或者记者来稿时，负责核对、校正稿件中应核对、校正的事实。对于资料性的事实差错，编辑负完全责任。”规定是这么写的，但长期以来，我们却没有认真照此执行。记者常常是人家怎么写，我就怎么写，不再核实；编辑是就稿编稿，不去查对、校正稿件中的事实。这样，发生差错的机会必然增多。当我们比较严格一点，切实执行核稿制度时，差错也就立即明显减少。可见，建立一定的制度，并认真执行，是极为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