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法律顾问是一个承上启下、平衡企业内外各种关系的中枢，既要懂法律又要懂经营管理，既要遵纪守法，又要面对市场经济中的现实，这个职位承担的责任很大，要找到合适的人才的确很难。”

　　从9月1日开始，中央企业总法律顾问第三轮的全球招聘拉开帷幕，“6个位置虚位以待”。

　　从2006年开始，国资委已连续两年组织总法律顾问的招聘，在1200人的报名中，有11家企业找到了合适的总法律顾问。这些百里挑一的“佼佼者”如今怎么看待这个职位？他们又面临着什么样的挑战？

　　总法律顾问难寻 海外人士不占优势

　　从2003年到去年为止，在国资委公开招聘5年里，共组织103个中央企业高管职位进行招聘，直接录用了91人。其中，在17个总法律顾问的岗位中，录用了11人。这些幸运者既有来自企业，也有来自院校的专家教授，还有资深律师。

　　“与其他职位的招聘相比，总经理、副总经理、总会计师基本都能招到，但总法律顾问比较难。”一位央企总法律顾问说。

　　他分析，有三方面的原因：这个新的职位需要人们认识；适合企业的人才难找；职位定位受到限制。

　　通过公开招聘走上中国房地产集团总法律顾问的徐永建表示：“总法律顾问是一个承上启下、平衡企业内外各种关系的中枢，既要懂法律又要懂经营管理，既要遵纪守法，又要面对市场经济中的现实，这个职位承担的责任很大，要找到合适的人才的确很难。”

　　按照目前总法律顾问的定位，总法律顾问只是企业高级经营管理人员，并不是领导班子成员。

　　一位企业总法律顾问表示，总法律顾问不能参加董事会、党委会，只能列席总经理办公会，但他却要为企业决策的合法性负责，要求很高、定位不够使得总法律顾问的角色有时略显尴尬。

　　“如果总法律顾问只是被企业领导当成部门经理来做，或者总是被当成事后处理麻烦事的角色，而不是事前的法律风险防范的角色，总法律顾问的作用就会受到限制。”

　　在已被录用的11名总法律顾问中，新兴铸管集团的总法律顾问高雅巍是通过国资委的人才库被“相中”的。她没有参加新兴铸管集团的招聘，国资委在别的企业招聘中发现了她，认为很适合这个职位而予以推荐，最终被企业录用。

　　而在每年的公开招聘当中，都有很多外籍人士报名，并且越来越多，但迄今却没有一位被录用。

　　对此，国资委公开招聘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姜志刚分析，有三个原因，一是宣传力度还不够，有很多海外优秀人士不知道这个消息，或者没有参加报名；二是有一些长时间在海外环境中成长，对央企的情况熟悉了解不够，导致研究分析央企具体问题的能力受到了限制；三是有少数比较优秀的因薪酬差异太大，最终没有录用。

　　对于总法律顾问这个职位而言，徐永建认为，海外人士对国内法律环境和国企自身运作机制不了解，也使得海外人士并不占优势。

　　处理积案弥补企业管理缺陷

　　从公开招聘走上这个舞台的总法律顾问们，上任伊始面临的是什么？几位接受采访的总法律顾问表示：“积案”。

　　“积案有的长达十年八年。”徐永建说，“有标的额3亿元的案子经过一审、二审都败诉的情况下，通过中止执行，提起了再审，案件朝好的方向发展；还有数亿元的债务重组也得到很好的解决，一年下来处理了几十件案子”。

　　从原司法部律师公证司司长到如今担任中国香港中旅集团公司总法律顾问，宫晓冰虽然不是通过公开渠道招聘的，但他的看法也很有代表性。“能否解决好企业重大历史遗留问题，往往成为企业主要领导人对法律顾问工作重视与信任与否的关键，也是员工对法律顾问制度功能的最直观认识。”

　　在宫晓冰上任时，直接面临的重大历史遗留案件就有5件，最长的时间达11年之久，最大标的额近10亿元，“矛盾尖锐到与对方不能坐在一起沟通，都希望在诉讼中置对方于死地”。如今，这些案件都正通过调解等方式积极处理中。

　　遗留问题的处理大大弥补了企业经营管理暴露出来的制度缺陷，促使了制度建设。

　　徐永建认为，“开车不能只有油门，没有刹车，以总法律顾问制度为核心的法律风险防范机制应该是企业风险防范的一部分，是正常的，常态的”。

　　一年来，中房集团先后制定了投资管理办法、品牌管理办法、诉讼案件管理办法、法律事务管理办法等一系列文件，规范了投资中出资人不到位、挂名、匿名股东等问题，妥善处置了中房集团联合投资公司提出与中房集团品牌共享的问题。

　　曾参加招聘的中国长江航运(集团)总公司则制定了《加强法制建设防范法律风险指导意见》，将集团所有的法律风险囊括在内，并通过每月一期的法律大讲堂，培育企业的法律文化。

　　“要做好总法律顾问工作，还必须要为企业创造好的法律外部环境。”长航集团总法律顾问赵玉阜说。

　　这也是宫晓冰在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中的最大体会，“要以实现企业效益最大化为出发点。既要站在法律角度看问题，更要站在经济角度看问题。既要讲法律，也要讲效益和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