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普通的北京居民来说,物价的变化让人感觉最明显的,是菜价翻着番儿地涨。平平常常的白菜土豆,也得1元多1斤。在菜市场上,经常能听到买菜的大妈大爷叹苦经。但是,北京人不知道,在离他们城市只有两三小时路程的张家口、商都等地,菜农手里的菜,即使罕见的方西红柿、彩椒,也不过三四毛钱1斤,而白菜土豆,则每斤低于1毛钱。菜农的出产,到消费者手里,在如此短的距离内,价格居然能差到10倍以上。运输距离不过百公里,中间的环节,也不过三道,收菜的运输商,转给批发商,最后给零售商,如此大的差价,用中间的损耗、运费和利润分成解释,是说不过去的。

　　收菜商压价,统一而且一致,无论是谁,到哪儿收菜,都是一口价,不仅低,而且收的时候,随意克扣,菜农毫无办法。蔬菜不是别的东西,到了收获季节,就得赶快卖出去,卖不出去,就烂在了地里。由于收菜商人形成了价格同盟,菜农又没有其他渠道卖菜,更没有办法直接与消费者见面,为了不让收获整个赔掉,只好忍痛出血。能让菜农维持一个薄利的状态,已经是收菜商开恩了,在很多情况下,一些收成差一点的菜农,干脆就是赔本经营。

　　这种状况,几乎在一些商品性很高的农牧产品的生产销售方面都有出现。农牧产品在消费市场上的价格上涨,基本到不了作为生产者的农民那里,前一段猪肉价格上涨,但养猪户增收有限,甚至不增收。显然,这是因为农产品的销售渠道出了问题,销售商结成了价格同盟,但生产者不仅是零散的,而且没有另外的渠道,来打破这种销售的价格垄断同盟。

　　面对这样的局面,解决之道,从国外的经验看,　惟有建立农民的合作社组织。而且这种组织需要有一定的规模,有能力打开自己的销售渠道,打破销售商的垄断。中国这样的合作社不能说没有,但一是不够普及,二是力量弱小,三是政府办社,不是农民自治,缺乏维护农民利益的动力。

　　应该承认,经过多年的集体化过程,中国传统农村存在的社会组织和商业网络,基本上已经不复存在,而人民公社解体后,走出集体的农民,是呈“原子化”状态生存的。这种状态的农民,要想自发地组织自治性的销售合作组织,的确有很大的难度。这就需要多方面积极培育,一方面鼓励农民自我组织的积极性,一方面政府出面加以扶植、引导,同时也应该欢迎各种NGO组织的介入。

　　随着中国城市化的过程加速,一部分农民会流入城市,通过打工或者经商,逐渐变成城里人(这还需要户籍门槛的逐步降低),但以中国的国情,这个过程不应该过于猛烈,因此,必然还会有数量很大的农民留在农村。而这些农民的增收问题,实际上是跟城市化进程密切相关的,他们理应享受到城市发展和市场繁荣的好处。像目前这样,一边是城市的CPI持续增高,一边是农民手里的农产品价格被压得很低。虽然政府不应该用行政手段干预,但帮助农民建立销售合作社,还是可行的。应该说,此事已经到了非做不可的地步了。

　　(作者张鸣,系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