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性循环的怪圈

　　当年贵州省毕节地区毕节县海子街镇思源村村民杨德才50多岁，生养8个儿子，人送外号“杨八郎”。全家20多口人,面黄肌瘦，蜗居在仅有30多平方米的茅草棚里。1986年5月13日，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的胡锦涛同志来村里调研，给“杨八郎”留下500块钱，勉励他“勤劳致富”。走出杨家草棚，胡锦涛面色凝重地对随行的同志说：一定要把人口数量控制下来。

　　毕节地区总面积约2.68万平方公里，高原山地面积约占全区总面积的93%，岩溶(喀斯特)地区占79.31%。岩溶地貌分布之广，位居贵州之冠，岩溶地区被联合国认定为“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1987年年底，这片山地养活着558.87万人，其中贫困人口312.2万人。

　　在“以粮为纲”的年代，不上山开荒就饿肚子。开荒需要劳力，人口就越来越多。“越穷越生，越生越穷”和“越垦越荒，越荒越垦”就这么循环起来。过度的开荒，导致本来就脆弱的生态环境雪上加霜。毕节地区山高坡陡，河谷深切。遍布山间的麻窝地，挂在陡坡上的旮旯地，都是些跑水、跑土、跑肥的“三跑地”。1987年，毕节地区土地垦殖指数高达46.2%，森林覆盖率仅14.94%，水土流失面积达16725平方公里，占全区总面积的62.28%。

　　人口膨胀和生态恶化对毕节的发展形成致命性制约，威胁到长江、珠江中下游地区的环境，一切改革发展的成果，都可能被可怕的“人口黑洞”吞噬。

　　“杨八郎”在贵州是个著名的老故事，当地和国内多家媒体刊登了“八百遍”，一直刊登到今天。原因是它集中反映了毕节地区人口膨胀、生态恶化导致人民生活贫困的死结关系。这一年，毕节地区人口密度达每平方公里218人，分别比贵州省和全国平均水平多34人和94人。后来，胡锦涛同志又二访、三访思源村。调研的首要课题，还是人口、环境、贫困问题。改变这三大困境的思路转化为毕节试验区改革环环相扣的三大主题——“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

　　特殊难度

　　在“文革”后否定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的观念后，毕节地区控制人口的工作随着全国把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早早就开始。但直至试验区成立后的头几年，难度仍然极大。

　　在毕节地区，除了农村“延续香火”的浓厚传统意识外，多生男丁的选择有其特殊原因。大山里生存，比平原艰难。日常挑个水，向邻居借个农具，赶场卖个鸡蛋，都必须走半天山路，还别说上远处的陡坡去开荒。生产生活的一切体力消耗都比平原地区要大得多，一家没几个男劳力撑不下来。“杨八郎”的许多孙子是在毕节试验区成立之后出生的。“杨八郎”的大儿子又生了8个孩子，成为新一代“杨八郎”或“小杨八郎”。“更多的男丁，就能开更多的荒。”这是山区农民的逻辑，也是毕节地区计生工作的长期性、艰巨性所在。

　　“人口控制”是创建毕节试验区的三大战略目标之一，只是没有直接写在“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的名称上而已，它的实施力度并不弱。

　　试验区成立之初，威宁县部署计划生育工作。一个副县长是“手术对象”，先出来顶牛，另一个副县长跟着放炮，第三个副县长随声附和，计生工作从县府一层就搁浅。省长派人去和这几个干部谈心，没想县级、乡级干部一下子跑了4个。4个干部偏巧都姓马，下面人就说：“哈，‘驷马难追’，看你上面咋办！”难追也得追，追到了人反复做工作，4个干部最后做了“结扎”。下面人一看，“戴官帽”的都顶不住，也都不顶牛了，按计生制度规定，该咋办就咋办。

　　严厉的措施表现了遏制人口膨胀的决心。最初阶段工作方法难免简单生硬，“计划生育，干部带头，抬走家具，牵猪拉牛”一类顺口溜在民间多得很。在毕节市担任过几年计生干部的徐兴志回忆说，那时群众对计生工作抵触情绪大，检查超生得半夜出发，翻山越岭，悄悄进村，各自到位后同时叫门。冲突最严重的一次，计生干部摸黑到荒郊野外的一个建筑工地突击检查。那里住有许多打工的农民，属于流动超生的监控重点。计生工作人员遭到围殴，黑灯瞎火的，带队干部被当场打死。

　　在一个不短的时间内，计生干部的工作环境相当不好。今年38岁的王雨红从卫生学校毕业后就一直干金沙县的计生工作。刚开始工作时，老有人指着她讥笑“你一个姑娘家搞计划生育，小心以后自己生不出娃娃。”这种带着诅咒色彩的玩笑，不只落在王雨红一位计生干部身上。王雨红说，那时她最大的愿望就是调离计生岗位。

　　在发展中获得转机

　　从根上捋，“人口控制”和“开发扶贫”、“生态建设”是一回事的三个面。说“环环相扣”，就是说这三个问题中任何一个问题拽出来都无法单独解决。“人口控制”是典型的受经济、文化制约的社会工程，问题的根本解决，不可能超越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生态环境的好转。

　　和全国计生工作的转变一样，毕节试验区从单纯的行政命令处罚逐渐转向利益引导。

　　1989年，金沙县的计生试点乡桃园乡，开始实行“人地挂钩”政策。在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新增人口不增地，死亡人口不减地，娶不增，嫁不减；超生的收回承包地；同时强力制止垦荒。

　　这项经济措施对遏制人口增长起到了有效作用，也受到大多数农户的拥护。桃园乡的经验曾两次走进人民大会堂，向全国介绍和推广。随后，扶贫资金、农村低保、民政救济等种种措施都和计生工作挂上钩，多个利益杠杆一起撬动广大农户的传统生育观念。

　　实际上，经过十余年的艰苦努力，经济搞上来以后，毕节试验区“人口控制”工作才出现根本好转。经济发展对“人口控制”的促进作用首先在于人们挣脱了穷困的梦魇，有能力控制生态环境向良性发展转化，再也无需靠多生男丁来维持生存。

　　其次，得益于地方财政收入的增加。毕节近5年来共投资9000多万元，全区250个乡级计生站基本满足开展优质服务的需要。2003年以来，毕节全面启动和实施“三大工程”，为已婚育龄妇女进行身体普查、普治158万人次，实施出生缺陷干预12万人。优生监测以及避孕节育、宣传咨询、知情选择等全面推开。计生工作从简单的管制转向关怀、服务。曾经在毕节市负责计生工作的徐兴志告诉记者，近几年，毕节试验区有免费送给育龄妇女预防新生儿出生缺陷的叶酸片。一开始，叶酸片不受欢迎，有人传谣，说那是让妇女绝育的药物。如今，“不少孕妇主动伸手要，甚至主动到药店买着吃。”

　　同样是得益于经济的发展，计生工作的利益导向一再强化。毕节有了财力加大对独生子女户和双女结扎户的奖励。独生子女户一次性奖励2000元，独女户一次性奖励4000元。记者近日在赫章县河镇乡海雀村采访时了解到，县计生局今年在上述奖励之上，再为该村的独生子女户每户奖励一头耕牛。村主任王永刚说，“每头耕牛折算市价，也有两三千元。”独生子女户和二女结扎户，普遍受到村民尊重。

　　有了财力，以实施“少生快富、养老保障”行动计划为主线的“奖励、帮扶、养老、双优”四项制度才普遍建立健全起来。

　　经济发展了，直接关系到全面提高人口素质的教育、卫生事业为计生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通过近20年的艰苦努力，毕节地区初步建立了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高等教育等在内的试验区教育体系，为加快人力资源开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到2006年，全区8县(市)实现了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两基”人口覆盖率达到100%。以农村和农民为着力点，全区投入经费3178.65万元，用于发展职业初中和职业高中，新建和改建职业中学28所。实施农民职业技能培训70多万人次。卫生事业投入不断加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达92.64%，群众健康水平得到提高。

　　随着一条条公路的修通、电视的普及，昔日封闭落后的毕节老百姓开阔了视野。20年来，试验区不断增长的经济力量促进信息流动而带来人的观念的巨大变化。这是可感知却无从统计的事实。

　　此外，毕节试验区各县的干部有一个共同的结论，就是人员流动带给生育观念的影响。毕节地区120多万劳动力向城市和非农产业的转移，不仅使生存环境得到松绑，变“人口包袱”为“人力资源”，带来数十亿元经济收入，而且这120多万人在大城市打开了眼界，他们自愿选择优生优育，有了钱之后不再愿意多生孩子，而是考虑如何为现有的孩子攒下将来上大学的钱。大方县小屯乡滑石村，全村5300多人有800多人外出打工,每年带回800万元的收入。滑石村村委会主任王福忠感叹：“这些年，村里的茅草房变成了砖混小楼，村民们超生多生的少了，愿意供孩子上学的多了。”这种变化给偏僻山乡的旧观念带来历史性冲击，是最终结束“杨八郎”故事的不可低估的力量。

　　进入新世纪以来，整个毕节地区的计生工作方法，已改变了强硬粗暴的作风，并且由“县为主”、“乡为主”进入“村为主”管理和村(居)民自治阶段。大家都是一个村的，彼此知根知底。当毕节地区的计生政策实现从“处罚多生”向“奖励少生”的转变之后，村干部开展计生工作时遇到的眉开眼笑就多了起来。黔西县太来乡芭蕉村过去群众与计生干部发生冲突的情况时有发生。自从推进计划生育村民自治，计生干部和村民们互相间经常打的招呼是“常到我家来坐坐”。

　　来之不易的数字

　　2007年，毕节全区总人口为738.46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4.31‰，比1987年降低13.78个千分点。人口自然增长率7.8‰，比1987年降低11.67个千分点。

　　少生一个人，就可减少一份返贫压力。有专家估算，如果全区人口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到2007年年末毕节总人口不是738.46万，而是877.46万。毕节试验区努力实施人口控制的结果，是少生了139万人。按增加一人返贫一户计算(少生的139万人均系政策外二孩或多孩)，到2007年末,全区贫困人口不是49.89万，而是523.5万(139×3.4户均人口数＋49.89万)。

　　按专家测算，一个孩子从出生成长到15岁最低抚养费为58404元。毕节属欠发达地区，按城镇居民年消费支出5000元、农村居民年消费支出1500元加权计算，15年最低抚养费应为34480元。整个毕节地区少生139万人，节省家庭和社会抚养费、教育、医疗等支出500多亿元，相当于毕节地区8年的财政总收入。

　　重访“杨八郎”所在村

　　记者来到毕节县海子街镇思源村，得知这里已经改名为毕节市观音桥办事处塘房村。

　　“杨八郎”不在家。他的侄子，28岁的苗族青年王武告诉记者，“姑父到采石场翻砂子去了”。王武介绍，“杨八郎”现已70多岁，身体还算硬朗，但耳朵已经听不清了。虽然生有8个儿子，但不是个个都听话，分家过程中还难免闹矛盾。“杨八郎”虽然多次受到政府的帮扶，但依然没有摆脱贫穷。“多子多福”这句话没有灵验。

　　“杨八郎”已经不再住杈杈房。但他家的新平房，同百米开外的一栋楼房比相形见绌。楼房的主人，叫熊廷顺，上世纪80年代就带领村民致富，如今已经是当地有名的农民企业家。“杨八郎”和熊廷顺都先后三次受到胡锦涛的慰问，两人中一个仍困在越生越穷的后遗症里，另一个则大胆闯荡，积极投身市场经济的大潮。一穷一富形成极大反差。

　　王武每天到毕节市区打工。有了公交车后，3公里的进城路途，已经不再遥远，生活节奏如同上班族。他是毕节地区120多万在城市接受了新观念的打工者之一。妻子陇梅是31岁的彝族青年，这对夫妻几个月前领取了“独生子女证”，因此可以享受政府埋单的养老保险。小两口花费四五万元，在自家宅基地上盖了新房子，这个新房格局与当地普通的民居不同，带着城市三居室的格局，估计年前就能装修入住。

　　王武和陇梅是自由恋爱结婚的。“杨八郎”家族所在的苗寨，以前有女性不能踏上阁楼的习俗，因为那是供奉祖先牌位的地方。阁楼又是堆放粮食和农产品的地方，过去苗家总喜欢多生几个“能爬楼”的人，即由此风俗而来。陇梅初嫁到村里的时候，不知苗家风俗，跟着王武上楼干活。这一上也就上了，别家妇女也学着上，风俗成了历史。“独生子女证”虽是最近才领到，王武、陇梅宣布不想再生娃已经有好几年了，而且陇梅当上了村计生主任。

　　陇梅说，以前村民吵架时，会比谁家的男娃儿多以显示优势。一句“你家才几个娃”的奚落，足可使对方理屈词穷。“现在他们比谁家的生活好，谁家的孩子更有出息。” (宋广辉 叶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