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将对下属的议事协调机构进行大规模撤并，现有87个“领导小组”、“委员会”，清理62个，撤并70%“领导小组”，将其职能划入主管部门(10月6日《人民日报》)。

　　“领导小组”由来已久。几年前湖南常务副省长周伯华就曾表示，要辞掉自己兼任的200多个临时机构的“组长”之类职务，一心一意干好“副省长”一个角色。各类议事协调机构设置过滥、过杂的乱象所反映出的，是一种现实的权力生态图景，是公共管理推诿扯皮、办事效率低下的一种表现形式。“领导小组”为什么这样“红”？

　　首先，动辄成立“领导小组”可以凸显对某项工作的重视。尽管这种“重视”到最后仅仅是流于形式。其次，由更高级别的领导挂名“领导小组”体现了公共治理对于“人治”的依赖。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公共治理运行程序的错乱。再次，“领导小组”把众多单位和部门都牵扯进某一工作中，以期协调配合、群策群力，可最后往往政出多门、机构重复。

　　“领导小组”的泛滥，让人很容易想起“钱穆制度陷阱”。历史学家钱穆指出，中国政治制度演绎的传统是，一个制度出了毛病，再定一个制度来防止它，相沿日久，一天天地繁密化。于是有些变成了病上加病。越来越繁密的制度积累，往往造成前后矛盾。这样，制度越繁密越容易失去效率。“领导小组”的泛滥，其实也是这样，到最后只能是领导小组越来越繁密，越没有效率。

　　如果权力生态得不到根本改善、依法行政意识得不到根本升华、公共治理运行程序无法畅通，“领导小组”就会在“治理疲劳”和“疲劳治理”中难以自我超越。 (石子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