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 “十一”长假的结束，我们的工作和生活重新驶上日常轨道。

　　在这个新假期调整后的首个黄金周，也是继春节后的唯一一个7天长假里，国人释放了大量旅游和消费热情，热度之高，让众多媒体纷纷用“井喷”和“火爆”来形容。电视、报纸和网络新闻里，高速路上的车流凶猛，旅游景点里摩肩接踵，商场、餐馆日进斗金，构成节日里的主要景象。

　　黄金周走入我们的生活已有10个年头，而伴随以取消“五一”长假，同时增加元旦、清明、“五一”、端午、中秋5个“小长假”为主要内容的新的假日调整方案的出台和实施，它的存废再次成为热门话题，专家、官员和网民各抒己见，展开了一场沸沸扬扬的讨论。

　　抛开各方意见谁是谁非姑且不论，就这一场争论本身而言，其论域和论据都已被更多地设定于功利的考量之中，能否刺激经济、拉动内需，能否缓解交通和环境压力，能否起到延续传统风俗的功用成为假日设计的主要考量，假日里消费总额、出行人数等统计数据成为假日方案的设计和改革者用来佐证其方案合理性的“铁一样的事实”。

　　对于一个正处于转型期的社会而言，这样的视角确有其明确的针对性，也确实产生了实实在在的功效。但假日的存在，首先是基于人类对于休闲的需要之上的，正如培根所说，“有组织的减少工作”是人类“通往幸福和繁荣之路”的进步。如果我们不能从人的角度，从满足人的生理和心理需求的角度来看待和讨论假日，如果我们假日设计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能将增加公众的休假福利、落实公众的休假权利、拓展人的生活空间和提高休闲的质量置于首位，那我们的假日方案无论怎样改革，都难以谈得上科学和公正。

　　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假日必然是为人而设计和制定的。从这一根本意义上说，各种经济数据的增长，其他社会价值的考量只能作为假日设计和制定的所产生的附加效果而存在，而非设计和改革的根本目标。而这一目标的转换，也就意味着，公众应该成为假日方案的设计者和改革者，而非被各大商家和少数专家垄断了话语权。

　　休闲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平衡与矫正力量。凯恩斯说，解除经济忧患之后如何利用自由，如何休闲以使自己“理智地、舒适地和更好地”生活，如何利用闲暇时间提高生活质量，是人类面临的永久性问题。以休闲推进社会文明的进步，首先在于还假日以本来面目，成为让公众释放紧张、享受闲暇的时间，而非过多赋予其别样的内涵。(评论员 李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