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本报记者 柳 森
嘉 宾:林尚立(复旦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上海政治学会副会长)
新闻背景:近日,打工妹胡小燕再次成为舆论焦点。不过,当初以农民工身份当选全国人大代表时引来的是喝彩声,这次胡小燕面对的却是一片责难。因为主动通过媒体公开自己的手机号码,有时每天要接上千个农民工的求助电话,最多的一天邮箱里有2088封邮件。不堪其负的她为保证睡眠而不得不关机,结果招致骂声一片。对此,胡小燕无奈地表示,“如果每个电话都接,10个胡小燕也不够”。
主持人:在当前的背景下,胡小燕的遭遇是个既典型又特殊的案例。一方面,随着网络、手机等新通讯载体的广泛普及,公布自己的联系方式成为越来越多人大代表的自觉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讲,胡小燕面临的无奈,大家都可能碰到。另一方面,身为全国首批农民工人大代表之一的胡小燕,自其履职伊始就被戴上了“农民工代言人”的光环,或许,由此而生的代言压力、倾听压力非本人难以体会。对于胡小燕们来说,要走出这样一个既典型又个案的困境,似乎真的很难。
林尚立:现在我们的人大代表绝大多数都是兼职的,这就避免不了要面临本职工作与代表职责之间的冲突或矛盾,无论在时间上还是精力上都如此。对此,如果只是单方面地对代表做出各种各样的要求,哪怕是通过量化考核的方式,都很难解决根本问题。胡小燕的遭遇进一步启示我们,与其说这是一个人大代表如何联系民众的问题,不如说这是一个如何定位人大代表与民众之间的关系的问题。尤其是,如何通过制度手段对此进行更确切的定位。这个困境的解决,需要整体的制度安排。当然,人大代表个人的努力也不可或缺。
主持人:由此,人大代表是否应专职化的问题也再度引起人们的关注。代表到底要不要专职化,如何专职化,您怎么看?
林尚立:代表专职化应是我们未来努力的方向。因为,只有代表专职化了,才能确保其以充分的时间和精力深耕基层,了解民意、集中民智。也有利于人大代表的专业化、知识化。
但要在当下的中国一步到位地实现代表专职化,显然是不合时宜的。据统计,我国现在各级人大代表约400多万人,把这么多的人转为专职,不仅要考虑国家财力能否承受,还会面临是不是要设立专门的办事机构,代表的办公设施、协助人员如何配套等现实而冗杂的问题。因此,代表专职化必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目前比较可行的办法是,在一定的范围内,比如说在人大常委会中设立专职代表,从人大代表的“相对专职化”开始推进探索。代表专职化后,还需要对如何定位专职代表所在的服务机构及其工作团队;专职代表收集的民意如何向上反映、向下反馈;如何应对人大代表专职化后带来的人大工作方式和工作机制上的变革,比如人代会的时长与频率,再比如人大监督工作的模式与力度等问题,作一系列周密的制度安排,其中的每一个环节都须深思熟虑。
主持人:那么,在目前人大代表专职化条件尚不成熟的情况下,我们是否可以通过借鉴和汲取专职化的优势,来探索改进现行人大代表履职形式的办法呢?尤其,如今手机、网络视频、论坛、博客等信息化交流方式的普及,无疑为人大代表与选民之间增进“点对点”、“一对一”的沟通,提供了更多的便利与可能性。
林尚立:信息化的沟通方式的确丰富了人大代表连接民意的渠道,却未必直接带来代表、选民之间更高质量、更高频率的联系与互动。加强人大代表与选民的联系,关键问题还是在于沟通机制的制度化与规范化。考虑到兼职代表的实际情况,如果能有一个定期、定时、定点的联系平台,就能使代表与选民之间的沟通在现有基础上更进一步。而且,只要把这件事情作为制度固化下来,其实并不难做到,也不会给人大代表造成额外的负担。
当然,如果做更深层的考虑,在“如何加强人大代表与选民联系”这一课题的背后,还有更丰富的层次。比如,现在的人大代表与民众之间的互动方式往往以被动式为主,如何变被动为主动,拓展更积极灵活的互动方式?作为代表,如果没有一个向选民许诺自身履职使命和目标的程序,也就难以建立起较强的契约意识、责任意识。就目前来看,这个问题只能通过制度化的联系方式、联系渠道加以弥补,尽可能创造机会让代表与民众有多多接触。再如,目前部分人大代表尚缺履行代表职责所应有的专业知识积累和参政议政的能力。这就需要我们完善代表选举制度和培训制度,进一步优化人大代表的职业结构、知识结构和年龄结构。党的十七大提出的要优化人大代表城乡结构的构想,也是如何进一步发挥人大代表的作用、加强人大代表与民众之间的联系的题中应有之义。
主持人:对于代表专职化,还有人提出这样一种担忧:一旦人大代表成为公职,代表整天坐在办公室里,会不会反而离原来的群体越来越远,很难再成为选民的知心人?
林尚立:这样的担心显然是没有必要的。反映和维护选民的利益、倾听选民的心声是人大代表无可推卸的职责。如果因为专职化反而强化了与选民之间的距离感,代表专职化本身也就失去了意义。身为人大代表,无论兼职或专职,该走访的基层、该体察的民情、该参与的社会生活,一个都不应少。即便未来为代表设立了专门的办公地点,无论如何都构不成代表脱离社会、远离群众的理由。从本质上讲,这也是一个代表如何提高自身履职能力、参政议政能力的问题。要想深入基层、掌握民意乃至整个社会发展的需求,总是有办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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