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深圳舞王俱乐部特大火灾事故被免职的干部的自述，反映的是发达地区城乡接合部社会管理的诸多困惑

　　深圳龙岗区舞王俱乐部“9·20”特大火灾导致43人死亡，深圳市立即掀起了一场“责任风暴”，先后有7名领导干部被免职，14名直接责任人员被刑拘，在当地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记者采访了2名因此次事故被免职的干部，他们的谈话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前政府安全隐患排查体系、基层执法和管理模式等存在着“梗阻”现象，发人深思。

　　城乡接合部基层社会管理“不适应”

　　肖伟光，被免职前任深圳市龙岗区龙岗街道龙东社区党总支书记，在该社区工作已有8年多。肖伟光认为死了这么多人，自己被免职是应该的。

　　肖伟光说，龙东社区只有3000多户籍人口，但是随着近年来城市化进程加快，10万多名外来人口迅速涌入，相当于内地小城市的规模。这里的新情况是农村时代所没有的，但由于体制上全国“一刀切”，在管理上仍然沿用着过去农村的体制。

　　社区是居民自治组织，只能协助、配合有关执法部门开展工作，但政府部门的各项工作最终都要落实到社区。这里的社区工作站只有40多人，而辖区面积有9.6平方公里，仅中小学、幼儿园就有11所，去这些地方走一圈一天都不够。

　　为了维护治安，龙东社区出资成立了一支治安队，有70多名治安员，每年的费用要100多万元。舞王俱乐部在龙东社区开业以来治安问题一直很突出，但治安队无权管理，只能建议其整改，并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却没有得到进一步处理。管理歌舞厅的部门有街道执法队、派出所、工商、税务、文体等多个部门，但“社区治安队连进去检查的资格都没有。”

　　综合执法方式在街道“不适用”

　　黄勇，被免职前任深圳市龙岗区龙岗街道办主任，今年1月份上任，接替因“查处违章建筑不力”被免职的前任。

　　黄勇说，自己任职近8个月来每天都超负荷工作，却仍然没能防止事故发生，除了监管不力之外，目前的执法方式也有弊端。

　　按照目前的做法，区级各职能部门的执法权都下放到街道，由街道综合执法队来集中行使，责任也由街道负担，职能部门在街道的派出机构就不再行使执法权了，这种做法不合理。

　　首先是街道综合执法队“小马拉大车”，管理能力不足。龙岗区历来是重要的商贸集散地，鱼龙混杂。龙岗街道办辖区内有六七十万人口，但综合执法队只有约100人，行使着25项执法权。执法队人力捉襟见肘，对无证照经营等问题的管理力度确实不够。

　　第二，只改变基层的执法方式，制度和法律法规不作相应调整，造成上下不配套。工商、卫监、城管等部门在街道一级只保留审批、管理等职能，而不行使执法权。区一级的职能部门也主要是督办街道综合执法队，自身很少行使执法权，都快变成“督查办”了。这就造成大量公务员都集中在市、区，而街道的权责和人力不配套，对于部分专业性较强的领域，综合执法队也无法都配备相应的技术力量。

　　第三，综合执法队和街道职能部门“两张皮”，缺乏及时有效的沟通。对于审批部门来讲，“办的证越少越好，越不容易出问题。出了问题的，大都是没证的，责任也就小一点。”

　　综合执法改革本来是为了解决企业多头应对执法部门的弊端，减轻企业负担，这在内地欠发达地区、管理事项少、执法密度小的镇街，可能是合适的，但在深圳这样的发达地区，这样做则损害了执法的专业性和权威性。

　　对群众合理要求宜“疏”不宜“堵”

　　黄勇说，地处深圳“关外”的龙岗区、保安区，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形成了典型的城乡接合部特征，“城中村”、违规建筑大量存在，洗脚上田的农民主要靠出租房屋生活。

　　龙岗区正是依托大量违法建筑发展起来的。城市化进程中，政府限制了“农民房”，但农民自己居住和生存需要自建房，无法办理报建审批手续的情况下就强行建设，建好房后又无法取得房产证，没有房产证就办不了消防验收和工商营业执照等，从而导致违章建筑、违规经营大量存在，舞王俱乐部租用的三和村旧货市场的楼就是如此。

　　政府对有些事情的管理没有从实际出发，而是从部门职责的角度“硬堵”，结果适得其反，产生了一系列问题。例如，龙岗街道有几十万外来人口，他们的生活不能没有文化和休闲娱乐场所，有关部门对歌舞厅的审批控制得很严，就造成无证舞厅大量存在；在南约社区炳坑村，附近有4万多名电子厂工人，由于对新开网吧的申请一律不批，当地存在100多间“黑网吧”，屡打不尽。

　　综合执法队在执法过程中，经常会遇到违法经营者“理直气壮”地抵制，他们认为自己的经营是有需要的、合理的，因为农民房无法取得房产证，就意味着通过正常渠道永远无法办下来营业证照。(赵东辉 孔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