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生导师郑功成教授日前在中国慈善事业发展论坛上表示，国人慈善观念应“与时俱进”，“希望工程”某些方面“有些落后了”，如倡导受助者向捐赠人写信感恩，形成一对一关联。这种做法与先进国家实行受捐者与受助者分离，弱化“私人感恩”、强调“社会公益”理念不一致。

　　依郑教授之意，慈善运作就如同“国际标准化认证”，只要与相关国际标准稍有出入，便要拿“理念”说事了。

　　作为慈善项目的“希望工程”，其成效有目共睹。据新华社报道,“希望工程”实施短短15年，就累计接受海内外捐款25亿多元，共改变了260万名贫困学子的人生命运，资助援建的11266所希望小学，更成为贫困乡村一道最亮丽的风景。调查还显示，“希望工程”在我国城市公众中的认知度高达93.9%，它已成为一项社会参与最广泛、最具社会影响力的民间社会公益事业。“希望工程”能凝聚如此大的希望和力量，不仅没有受累于其间的感恩元素，反而应归功于感恩情愫贯穿其始终，才使得“希望工程”名副其实地孕育出熠熠生辉的希望。至于其间因倡导受助者向捐赠人写信感恩而形成的“一对一关联”，只是慈善事业的一种感恩载体，是在慈善监督机制尚不完备情况下，防范善款不能下达的辅助性举措。

　　其实，即便在推动中国慈善事业迈入“公益时代元年”的汶川大地震捐赠中，感恩的情愫依然无处不在，并且成为一抹捐赠活动的亮色。我不明白,当慈善运作渗透了感恩文化之后，为什么就显得“落后”了呢？

　　我倒觉得，受传统感恩文化浸染的中国慈善事业，与“先进国家实行受捐者与受助者分离”的先进制度不仅并不矛盾，反而有点遥相呼应且互为特色的味道。毕竟感恩作为人类共有的一种美好情愫，它并非总是纯然的单向流动，正是捐赠者与被救助者之间的感恩与互动，才使得中国的慈善事业更加充满了温馨和希望。

　　总之，各国的慈善事业必须扎根于其特有的文化土壤之中，才能血肉丰满地健康成长。发达国家有发达国家的文化传统，故其慈善运作也必然会胎带其文化传统的元素。可在中国，感恩则是维系慈善运作的“筋骨”和“血肉”，故不可能“与时俱进”到把中国慈善事业当成近乎国际标准认证系统那样的标准化产品去运作和推广。(周士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