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乐山市黑竹沟镇派出所所长老布拉罗在当地被称为“黑脸包公”。截至今年10月底，他已亲手抓获了48名违法犯罪的亲戚(11月10日《成都商报》)。

　　“大义灭亲”的包公只是把自己的亲侄一人斩首，老布拉罗却是亲手抓获了48名违法犯罪的亲戚，两相比较，老布拉罗无疑对得起“黑脸包公”的称号。

　　然而，包公“大义灭亲”虽然被传颂千年，在当时却似乎并不合法。因为宋朝法律规定：“诸鞠狱官与被鞠人有五服内亲及大功以上婚姻之家，皆须听换推。”也就是说，如果法官和被告人是亲属，或者有很近的姻亲关系，那么法官必须回避。当今的法律同样也有回避制度，譬如《人民警察法》第45条就明确规定人民警察在办理治安案件过程中如当事人有亲属的就该回避。

　　我们可以想见，倘若老布拉罗与当地公安机关遵循了回避制度，“亲手抓获了48名违法犯罪的亲戚”的新闻原本是不会出现的。如今“黑脸包公”备受民间赞扬，我认为关键是很多执法人员不愿意回避，甚至试图干预办案为亲属谋取利益乃至逃脱法律的惩处。在这样的社会常态之下，能够回避案件已属不易，更不要说“大义灭亲”了。

　　“大义灭亲”当然值得称道，但是万一“黑脸包公”脸不黑呢，那不是有48名案犯逍遥法外？能做“黑脸包公”的公务人员毕竟只是少数啊。要建立法治社会，显然不能寄希望于出现千万个“黑脸包公”。(湖北 刘义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