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报道：公民古魁和成都市成华区政府有个纠纷，一直没有解决。最后，不胜其烦的政府请古魁来告政府，并借给了古魁10万元律师费。古魁虽然认为“跟政府打官司是非常愚蠢的事”，但还是不情不愿地开始了一场奇特的民告官。这些天，古魁一直在等待这场官司的审判结果，目前法院还未宣判。

　　在一个拆迁纠纷面前，成华区政府能够与行政相对人反复协商，并最终诉诸司法解决，这无疑是个好的迹象。曾几何时，一些地方政府为追求政绩而慌不择路地喊出了这样一些极端的口号：“谁与政府对着干，马上就叫他难看。”“谁影响城市发展一阵子，就影响他一辈子。”在“发展压倒一切”的“目的正确”下，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皆被忽略，对普通公众而言，无论破房子或好房子，“风能进，雨能进，拆迁队能进。”这些地方政府在拆迁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对权利的漠视，直接造成了官民之间的疏离，并使得政府公信流失，而民怨日渐积聚。

　　法治国家通常将司法视之为政府与民众之间的缓冲带。化解政府与公民之间的紧张关系，除却双方当事人的相互理解与相互妥协之外，司法功能的发挥也必不可少。但司法能够成为缓冲地带的前提在于，司法必须独立于行政。对于中国而言，一个现实的难题恰恰在于司法的泛行政化。

　　这或许才是政府如此自信地想把矛盾提交给法院的真正原因。当地政府与当地法院的亲密关系其实已在古魁的官司中显露无疑。比如，报道中说古魁的官司本来要交“上百万的诉讼费”，但“政府和法院商量，对他以免交诉讼费的方式给予帮助，引导他走司法程序”。这样的事实在我等民众读来，后怕不已。本来，应不应该交诉讼费，交多少诉讼费，原告符不符合免交诉讼费的条件，皆有相应的法律法规可兹判断，法院依法独立行事就行了。然而当地政府和法院这么一“商量”，“上百万的诉讼费”就免了。法院的行事如此看政府的脸色，这样的官司又有何结果可以期待？

　　事实上，作为原告的古魁一直对政府能否不干涉司法公正“心存疑虑”，他认定自己“肯定告不赢政府”。有这种种迹象，我们几乎可以预断，这种不情不愿的官司实难“定纷止争”。如若最终结局仍是古魁败诉，必然“案结事未了”。于双方而言，不过徒添讼累。

　　当行政权依然一权独大，当行政权的恣意依然不受约束，当司法的公信依然为公众所怀疑，试图通过一场官司来改善官民之间的矛盾，至少笔者对此没有丝毫的乐观。报道中还说了，成华区青龙街道办将本属于公共财政的10万元慷慨地“借”给了古魁先生作为“律师启动费”。这笔不明不白的行政支出该如何向纳税人交待，又该由谁来负责收回？试图以司法途径来解决官民之间的纠纷，值得认同。在追求法治的过程中，不经意地又透露出种种不法治，那点有限的进步已事实上被抹杀殆尽。(王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