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新闻周刊日前刊登了关于官员“出国考察”灰幕的报道,揭露了官员公费出国考察过程中的种种猫腻和腐败现象,展示出我国的公费出国考察制度正在衍变成腐败的温床。从改革前的闭关锁国到现在的纷纷出国,历史仿佛彻底地翻了个“筋斗”。

　　我国官员公费出国考察制度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其目的是让官员开阔眼界,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遥想建国以后到改革开放前,出国限制十分严格,动辄给披上里通外国的间谍外衣,不要说不能造访大洋彼岸的“美帝”,就是苏联老大哥后来也变成了“苏修”,同样去不得。闭关锁国,导致国人在相当长时间里总以为世界人民水深火热,风景唯我这边独好。因此,出国考察在改革开放初期具有特殊意义,对于了解国外情况,学习和借鉴世界先进经验,十分重要。

　　出国考察对改革的功用是不可低估的。1978年,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亲自提议派谷牧副总理为首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法国、瑞士等西方国家。同时,有关部门还派出了中国经济代表团访问日本、港澳经济贸易考察组考察香港和澳门。8月份,华国锋亲自率团访问罗马尼亚、南斯拉夫,这是自1957年以后,中国最高领导人第一次出国访问。10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又率团访问了日本,这也是新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问日本。在这种高层的推动作用下,政府部门、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纷纷组团出国考察,在1978年形成了新中国成立后最大的一次出国考察潮。出国考察除了签订引进合同外,更给百废待兴的中国提供了现代化的参照系,催生了领导集体的改革欲望。这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可以说奠定了雄厚的思想基础。

　　但谁也没有想到,出国考察在时过境迁之后,却成了打着改革之名行腐败之实的不良作为。一些官员已经习惯于以周游列国的方式“学习”所谓的“改革经验”了,出国变成了游玩。虽然我国对官员公费出国有着严格规定,但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在缺乏有效监督的情况下,官员总是能找出钻政策空子的理由,总是能够熟练打法律“擦边球”,以至于出国成为官员集体群体效仿越来越普遍的现象。

　　检验一项制度是不是成功,不能光看它规定了什么,而要看它是否真的能够起到维护初衷的目的。出国考察制度本是为了促进改革,衍变成如今的变相旅游、变相福利,关键在于缺乏有效制约和监督。如果财政预算经过详细和公开的论证,官员必须随时就财务支出情况接受人大代表质询,如果“无所不能”的财权能够得到多层次的制衡,那么公费出国考察风还是可以遏制的。否则,官员既是既得利益者,又手握财权,是出国与否的决策者,同时还可以钻制度漏洞,不受多少监督,那么腐败也就顺理成章地“合法”进行了。

　　公费出国考察制度衍变成腐败的温床,料想不是制度设计者当初预料得到的情况。这只能说明随着时代、环境和人们行为心理的变化,我们确实有一些制度到了必须二次改革乃至于多次改革的地步了。而且除了这些制度本身的改革外,还需要设计能够遏制、制约制度向恶变异的新制度,否则,改革就会重复面临被污名化的可能,进而导致改革失却意义。要对改革“正名”,必然要再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