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一份旨在扩大居民收入、全面刺激国内消费的方案正由国家发改委紧张起草。方案建议向资本市场注资3000-4000亿元振奋投资者信心，并在今年年底前出台明年提高工资的细则方案，通过增加居民收入等措施扩大内需。

　　面对金融危机导致的世界经济衰退，我国也难以独善其身。对出口存在某种程度依赖的中国经济，要顺利度过难关，只有华山一条路，那就是扩大内需。要扩大内需，就必须首先解决民生问题，让老百姓敢于消费。

　　与改善民生相配套，则是这一份“大范围提高工资”的措施。如果解决民生与增加居民收入两手抓，两手都硬，中国经济不仅能安然度过难关，甚至可能创造一个新的经济奇迹。就像日本于20世纪60年代实施“工资倍增计划”，一举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一样。

　　然而，日本于20世纪60年代实施的“工资倍增计划”，与中国今天面临的经济形势是大不一样。首先，当时世界经济形势比较好，高增长、低膨胀；而目前，世界经济形势趋冷，经济增速放缓，膨胀率却依然较高。其次，日本推行“工资倍增计划”是建立在技术革命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基础上的。当时，电子技术迅速发展，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得到普及。与此同时，汽车、彩电和空调技术崛起，并引领了新的消费；而目前，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不但没有完成，新的技术革命也还未见端倪。最后，也是更重要的，20世纪60年代日本“工资倍增计划”建立在提高收入水平与缩小收入差距同时并举的前提下，而我国，这几年收入水平的提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收入差距有拉大趋势。

　　也就是说，中国今天实施“大范围提高工资”的计划，难度远大于当年日本实施的“工资倍增计划”。但也不是不可以实施，在国务院4万亿经济刺激方案出台后，地方政府掀起了新一轮投资热情，短短一周之内，仅11个省市就公布了超过10万亿元的固定资产投资。但问题是，与中央60%投资倾向民生不同的是，地方政府投向民生的比重还不到30%。要真正实施“大范围提高工资”的计划，就必须加强宏观调控的力度，就必须让地方和中央保持一致。

　　近几年，各地都在提“工资增长计划”，广东省甚至也像日本一样提出了“工资倍增计划”，可真正落实的情况并不乐观。面对沿海不少工厂倒闭、许多企业纷纷裁员的现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于日前发出通知，要求“暂缓调整企业最低工资标准”。日本当年的“工资倍增计划”，即使在以后藤誉之助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大肆宣扬“不可能”的背景下，依然坚持实施，最后才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因此，要真正实施“大范围提高工资”的计划，就必须正视经济结构调整中的阵痛，就必须坚定不移。

　　很多人说，正是因为日本于20世纪60年代实施了“工资倍增计划”，才进入日本经济的“黄金时代”。但综合考察，日本“工资倍增计划”与经济的“黄金时代”并非单向因果关系，而是互为因果，甚至可以说，该计划的成功正是日本的经济高速增长、产业结构和收入结构调整的结果。因此，我国实施“大范围提高工资”的计划，不能仅仅把它当作应对金融海啸、激励经济的措施，而应该将其视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必须之路。否则的话，“大范围提高工资”的计划，极有可能又是一场空欢喜。(叶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