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受争议的《武汉市拾得遗失物管理规定》已正式出台，失物招领系统本月中旬启动。所谓“拾金有酬”的条目有了调整，拾金者因保管遗失物所支出的费用由政府承担，上交遗失物的市民，将获荣誉证书。(12月1日《湖北日报》)

　　失物招领成为一个系统，意味着它具有一定的全面性、协调性、长期性，其中政府在这个系统里发挥主要作用，而不是简单地对物主与拾得人之间的关系作一个规定，“强制”或者“提倡”个人作出某种行为。失物招领系统就是一个失物处理中心，它以政府所掌握的巨大资源，把失物集中起来，并且进行分类，在失物与失主之间快速地搭建一个通道，减少寻回遗失物的成本，应该说其中的积极意义不容忽视。

　　如今，人们对丢了东西能否找回来的期望已经大大降低。事实上，人们之所以关于“拾金有酬”有争议，也就在于现实社会，“拾得东西后不要隐藏私占”这个基本道德要求都变得艰难，丢了就自认倒霉，能找回来那是运气好，这是个人化的道德展示，也是个人化的道德判断，缺乏稳定性。而政府承担这样一个义务，可以对社会产生正面的导向作用，政府对失物保管费埋单，对上交遗失物的人进行精神或物质的奖励，表明政府在社会道德选择上有自己的态度，而不是消极无为。

　　政府产生于人与人之间的利益权利保持和维护的需要，政府存在的根本理由是反对、阻止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利益权利侵犯与剥夺，协调和疏导人与人成员间和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利益权利得到最大限度的获得。遗失物的索回涉及人的权利的保障，提供一种可靠途径，避免公民个体行动的无奈，这不是政府的“兼职”，而是政府的一项主要工作，我们不必为此鼓掌欢呼，而只需将之视为自然。

　　人人皆为尧舜是理想状态，很难指望有了这样的规定，每一件遗失物都能重回故主，但因为政府系统的运作，至少可以给人们一种稳定的期待。它让我们更加希望看见，政府权力被适当、规范地运用，政府道德映射社会道德，并不只在帮人们寻找到和管理遗失物，而是更普遍地体现于社会运行的方方面面。(杜海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