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浙江温州、江西新余有官员打着“出国考察”的旗号，跑到美加等国旅游观光，两团队分别花掉公款数十万元。真相曝光后，新余市反应迅速，已经对相关官员作出处分，并表示要“建立健全有关规章制度”，严格出国出境审批，期以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政府剑锋直指制度，把建章建制摆上重要位置，应是治本之策。事实上，政府以文件形式出台的各种规章制度不说汗牛充栋，起码也是“供应充足”。制度都有一个完善的问题，就像微软公司的视窗系统，需要不停地“修补漏洞”。但制度能否不断地“健全”下去，究竟还有多少“健全”的潜力可挖，可不可以干脆另辟蹊径，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据《人民日报》昨日报道，在很多地方权力部门，出国其实是一种干部福利待遇。江西省发展计划委员会明文规定，“委领导出访一年一般不超过一次，处级干部二年不超过一次，处以下干部三年不超过一次。”处级干部在退休前，可出国出境培训、研讨或考察一次，这是要“争取安排”的。既视出国为干部福利待遇，又要兼顾民意，这就使得制度形成一种“双面人格”。

　　我国传统政治强调“以德服人”，它通过权力自我节制，约束官员的自奉倾向，使民众“心悦诚服”。这种自我约束，目前体现为政府诸多内部规章制度，体现为政府的“内部管理”。随着市场经济发达，政府集中的公共资源日多，官员的自奉倾向日强。不仅公费出国游变成干部福利待遇，公款吃喝、公车消费也福利待遇化，这已成为我国政治生活中的痼疾。

　　现在，民众对政府要求越来越高，而政府奉行自己的一贯标准，双方认知呈现较大落差。民众可能认为，若无“因公”事由，则官员不得出国。而政府可能觉得，把官员出国旅游限定在每年一两次，就算一个不俗的成绩。民众可能认为，公款吃喝是大“恶”；而权力体系可能觉得，控制公款吃喝的增长已是大“善”。

　　在认知落差下，“内部管理”只求有限的自我节制目标，而非现代公共政治的实现路径。但满足于“内部管理”，意味着公共资源的巨大浪费。公款消费，有研究估计多达数千亿元，也有研究说高达上万亿元。它使我国成为世界上行政成本最高的国家之一，也使人民负担畸重。

　　有人寄望于“健全有关规章制度”，致力于制度挖潜，但这些年来，公款旅游、公车消费、公款吃喝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我们唯有诚实地直面现实，另辟蹊径，让政府从“内部管理”转向外部约束。政府是公共管理系统，它追求的是公共目标，其内部管理只是公共管理的一部分，本来就应当受到民意的外部约束。

　　实现政府内部管理的外部约束，说白了就是对权力进行监督和制约，其实这根本就不是另辟蹊径，而只是把我们的老生常谈付诸实践。向政府输入公共管理的效率目标，建立适当的政治程序，敦促政府实现这些目标，这是我们深化改革的一个课题。实现这个效率目标，是迈向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一步。(本报评论员 杨于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