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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几年前，在大庆，时常能发现成千上万个白琵鹭的巢穴，用当地人的话说，“那景象老壮观了”。可如今，大庆湿地受到严重威胁，即使在扎龙湿地的核心区大庆市林甸县，白琵鹭也只有一百多只。

　　据黑龙江省大庆市野生动物保护协会调查，鸟类锐减的原因，与日益严重的滥捕乱杀野生鸟类有着直接关系。加上环境的改变、吃鸟风盛行等，令野生鸟类可以生存的空间越来越小。

　　国家林业局有关部门负责人说，由于野生动物保护存在法律盲点，90%以上乱捕滥杀野生鸟类的行为不可能用法来处罚。不法分子正是钻了这个空子。

　　□“三有”动物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遭乱捕难处罚

　　□野生动物保护法酝酿修订11年至今连名录都没有面世

　　□生物多样性管理体系未理顺部门间存分歧修法困难多

　　“见到拿鸟夹子的人，无论是谁我都会把他的鸟夹子没收。”董义说，他这样做已经有好几年了。

　　董义，今年58岁，黑龙江省大庆市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会长。听名字谁都以为，他们这个协会与国家林业局下属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有啥联系。“其实我们跟人家没有任何隶属关系，我们就是一个在大庆市注册的纯民间组织。”见到记者，老董先做出这样的解释。

　　说到没收鸟夹子的事，老董说：“咱不是执法人员，按理说，没权没收人家的鸟夹子。”可是每当看到大量野生鸟类被捕杀，他的心都在流血。所以，没权，他也要没收。这是无奈之举。

　　一位不愿公开姓名的民间爱鸟人告诉记者，仅今年秋季以来，因为滥捕乱杀野生鸟类，在东北地区还曾发生三起涉枪案件，至今这些案件没有结果。更有一些官员在当地企业的陪同下，参与滥捕乱猎野生鸟类。

　　滥捕乱杀野生鸟类缘何屡禁不止？“根本原因在于，90%以上的野生鸟类并不是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而是‘三有’动物(有益、有重要经济价值、有科学研究价值)。因此，对这类乱捕滥杀的人根本无法用法去处理他们。”国家林业局保护司副司长王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说到底是法律存在盲区。

　　我国野生鸟类数量有减少趋势

　　郭玉民是北京林业大学的博士，在野生鸟类保护圈内是公认的专家。他告诉记者，监测结果显示，目前，我国的野生鸟类数量有减少的趋势。

　　郭玉民以嫩江平原高峰岛和青峰岛监测到的情况为例说，每年春秋两季是鸟类的迁徙和繁育的高峰期。但是，据他调查，近几年来，鸟类数量呈下降趋势。“不仅当地农民说鸟少了，就连鸟贩子也抱怨鸟少了。”

　　而董义与鸟打交道已有十几年了。从上世纪90年代初，董义就开始关注大庆市的鸟类。

　　“那时，大庆的鸟非常多，特别是林甸。”这是十多年前董义的印象。

　　十几年前，在大庆，时常能发现成千上万个白琵鹭的巢穴。董义说，这种鸟爱凑热闹，喜欢群居。大窝小窝、高的低的，有的还建成三层！“一眼望去，就像一个充满生机的村落。”为此，董义还给他们起了个外号“缩脖子屯”。

　　“那景象老壮观了。”董义告诉记者，至于小鸟、野鸭子，就更没啥稀奇的了，“像‘蝗虫’一样，铺天盖地”。

　　董义告诉记者，从地理位置上说，大庆市遍布着自然湖泊150多个，湿地总面积达120万公顷，占全国湿地总面积的三十分之一，占大庆市总面积的60%。在这片草肥水美的人间仙境中，生活着243种(2007年鸟类专家郭玉民初步统计)鸟儿。其中，国家一类保护鸟类8种，二级保护鸟类23种。每年在大庆安家落户的鸟儿，大约在10万只。大庆也因此成为世界鸟类五大迁飞区之一(东亚———澳大利亚迁飞区)。

　　可如今，大庆湿地受到严重威胁。董义做过一次统计，他说，目前，即使在扎龙湿地的核心区大庆市林甸县，白琵鹭也只有一百多只，“少得可怜”。

　　滥捕乱猎严重吃鸟之风盛行

　　“大庆市一些地区鸟类锐减的原因，与日益严重的滥捕乱杀野生鸟类有着直接关系。”董义的这个结论是在大量调查的基础上得出的。

　　今年10月中旬，董义接到举报称，在市里让胡路区喇嘛甸镇富强村有一伙职业捕鸟人。“这伙职业捕鸟人使用的都是大网，支架都是可拆卸的钢管，一入秋就天天候在这里。”举报人透露，这些职业捕鸟人，每天都能捕获200多只，然后以每只1元至2元的价格送往附近的饭店，一些好看的鸟则送往鸟类市场，价格在5至15元。

　　接到举报后，董义和他的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4位会员准备一探究竟。

　　10月15日，董义他们起了个大早，凌晨3时50分出发。6时许，大家就赶到了捕鸟的地点。出乎他们意料的是，比他们起得更早的还有几位捕鸟人。透过望远镜，董义他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捕鸟者的身影。

　　望远镜里看到的景象更令他们震惊：4张5m×30m的大网在方圆200多米的树林中张开，上面很多刚刚被粘住的活鸟还在挣扎。粘网附近的树上挂了很多鸟笼子，一个笼子装着一只鸟———这是鸟诱子”，它们一叫唤其它的鸟就不明真相地来了，所有的鸟归宿无非两个：或死或残。

　　更令董义等人揪心的是，在被粘住的鸟中很多都是今年出生的小鸟。“小鸟被粘住了，大鸟就急着来救，结果是一家三口都被活捉。一个鸟家庭就这样彻底变成了‘绝户’”。

　　这一天，在这片林子里，董义他们共收缴了420多只鸟笼子，里面鸟的种类很多，许多都是国家保护鸟类。

　　10月18日、19日，大庆市有关媒体记者与董义、大庆市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秘书长何静臣以及林甸县林业局工作人员一行多人驱车700多公里，日夜兼程到两县七乡的30多个自然村进行实地调查，结果是，林甸县几乎屯屯有鸟网。

　　“不仅滥捕乱猎严重，在林甸吃鸟风更是盛行。”据董义介绍，大庆当地一家媒体的记者专门对此进行了暗访，不仅山雀上了菜单，而且，餐馆宰杀鸟类可以说是非常专业：娴熟摘毛、扒皮、开膛、穿串……熟练的老板娘宰杀8只鸟所用时间不过5分钟。

　　滥食野生鸟类不只是在东北，据一位自称“爱鸟发烧友”的民间环保人士调查，在我国南方城市滥吃野生鸟类更是甚嚣尘上。“在深圳，我就曾假冒食客到餐馆订过‘大天鹅’。”她说，在广东和广西，她都曾亲眼看到过餐馆里明码标出的天鹅价格：大天鹅，2800元一只；小天鹅，1800元一只。

　　三大不利因素导致滥捕滥杀

　　“事实上，不仅是野生鸟类，就是野生动物近几年来也有整体下降的趋势。”王伟坦陈。

　　他认为，造成这种情况有两大原因不可忽视。一是环境改变。据王伟介绍，我国有近70%的水域被污染，其中，有40%的水域更是到了不能用的地步。“有湖必污，有水必染”，王伟借用一句流行的口头语说，严重的水污染给野生动物的栖息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

　　二是人祸。“遍布各地的鸟网，可以说是给鸟布下了‘天罗地网’。”以滥捕野生鸟类为例，王伟说，到了春季候鸟迁徙季节，从南到北都可以看到遍布的鸟网，而春季是鸟类的繁育期，如果这个时期鸟类被捕，很有可能就是一个家庭的灭绝。

　　另外，王伟认为，年初发生在我国南方大部分地区的冰雪灾害，对于野生动物来说也是灭顶之灾。

　　“天上飞的都没了，何况地下跑的？”王伟说，近几年，野生动物资源下降确实非常严重。

　　对于野生动物保护来说，还有一个不利因素就是法律存在盲点。据王伟介绍，被滥捕乱杀的野生鸟类90%以上是国家非重点动物名录范围内的“三有”动物，“三有”动物由于不是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因此，乱捕滥杀这些野生鸟类不可能用法来处罚。乱捕滥杀野生鸟类正是钻了法律的这个空子。

　　修订野生动物保护法困难重重

　　业内一位不愿公开姓名的专家向记者透露：“事实上，从1997年开始，国家就开始酝酿对野生动物保护名录进行调整，由于各相关部门之间达不成一致意见，虽然过去了11年，但至今这个名录都没有出来。”

　　不过，关于名录的调整，王伟说已有了新进展。据他透露，就名录的调整，各有关部门已经有了初步意向，就是将有争议的物种先搁置下来，对没有争议的，各部门都认为需要调整的先进行调整。王伟说，眼下，两栖类动物调整名录已经基本确定下来了。

　　虽然名录的调整有了新进展，但是关于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修改仍然没有时间表。

　　野生动物保护法自1989年起实施，还有不到几天就已经整整20年了。关于这部法律的修改，早在2003年3月召开的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期间，就有127名全国人大代表提出4件议案，建议修改野生动物保护法。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将野生动物保护法修改列入了全国人大常委会2003年立法计划。

　　“但是，目前在修订这部法律方面存在非常多的困难，在生物多样性管理体系上没有很好地理顺，部门之间在立法上应该怎样修订意见分歧较大，没有取得一致。”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博士解焱说，动物、植物是不是要合并，也就是说我们是不是要搞生物多样性法，或者动物、植物合并，立一部野生生物法，或者单独立动物法和植物法，各方意见都没有取得一致。“因为不同内容，所牵扯到的各个部门的管理职能也不同，因此，相关管理方面现在还很难就此取得一致。”她说。

　　“野生动物保护法实施近二十年从未修改，法律规定严重老化。”董义等人反映的问题，引起了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高度关注，据了解，他们已将问题向国家林业局有关部门进行了反映。

　　同时，他们还向媒体呼吁，请求国家各级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要严厉打击非法捕猎鸟类的行为，野生动物、公安和工商主管部门要加强保护管理队伍建设，严格执法，加大对滥捕乱猎、非法运输、非法经营鸟蛇类资源的打击力度，制止各种破坏鸟类资源的违法行为。同时，民航、铁路和交通等运输部门，对鸟类的运输等环节应互相协调，严格把关；工商主管部门应制定有关办法，采取果断措施，对市场内贩卖鸟类的现象严厉打击，对经营鸟类的餐馆、饭店等进行清理整顿。

　　国家林业局保护司有关负责人也表示，对民间环保人士反映的滥捕乱杀野生鸟类问题中涉及到的三起涉枪案件，将正式报公安部门，建议公安部门督办这些案件，对涉及到的官员滥捕乱杀鸟类问题也将进行核实，事实如果存在将公布官员名单。(本报记者 郄建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