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小传：邵华泽，1933年6月出生于浙江淳安。曾任第二军医大学政治教员，解放军报社编辑、副处长、副社长，总政宣传部部长，人民日报社总编辑、社长兼总编辑、社长，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现为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名誉主席。中共第14、15届中央委员，全国政协第9、10届常务委员，中将军衔。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拨乱反正，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实现了根本转变；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现了战略性转变;军队政治工作的目标任务发生了重大变化；军队干部队伍向年轻化转变。

　　上述4个转变，无论是在理论上或是在实践上，都给我军政治工作带来了许多新的情况和问题,需要有一个关于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文件作指导。中央军委决定起草一个新的指导全军政治工作的文件，时任军委主席的邓小平同志作了重要指示，指出：要把从古田会议以来政治工作的全部好的经验、好的总结写到决议里来，要写成一个完整的东西；还要讲什么是新的条件，在新的条件下怎么做思想政治工作，怎样提高战斗力，怎样发扬优良传统。在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期间，邓小平同志认真听取了起草《关于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情况的汇报，并提出了许多具体明确的要求。

　　《决定》自始至终是在当时的军委副主席杨尚昆的直接领导下起草的。杨尚昆副主席对《决定》的指导思想和主要内容都有许多重要指示，他强调指出，《决定》要充分反映邓小平主席主持军委工作以来摒弃“左”的一套、对我军政治工作的新发展；要摆正政治工作的地位和政治机关的地位，讲清政治工作的服务作用、保证作用；要鲜明地提出军队政治工作要加强，这不仅是政治机关、政治工作干部的责任，而是军队所有人的责任，是中央军委对全军的要求。他还多次勉励起草组的同志要兢兢业业，写好文件。有一次在军委的会上，还幽默地说，他长期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体会就是：“首长开个口，秀才写断手。”1986年11月29日，我列席在三座门第7会议室召开的中央军委讨论《决定》的会议，三总部许多领导同志都发表了意见，散会时杨副主席问我，大家谈的意见怎么样，我脱口而出：“意见很好！”他对我说，对听到的各种意见都要分析，好的就吸收，有的可作参考，也有些意见是从部门的角度提出的，而文件要站得更高，着眼于全局、着眼于长远观察问题，提出要求。这一指示使我深受教育。1986年12月25日，军委扩大会议闭幕。1987年元旦刚过，军委杨副主席就主持召开常委会讨论决定稿，我受命汇报了根据军委领导同志的指示和军委扩大会讨论中的意见进行修改的情况，用了半个小时。在这次会议上，大家一致赞成这个《决定》稿。

　　中央军委副秘书长、总政治部主任余秋里同志精心组织和指导《决定》的起草工作。1986年1月，军委决定成立《决定》起草小组，由军委副秘书长、总政主任余秋里负总责，栗光祥(时任总政秘书长)和我(时任总政宣传部长)具体负责起草组的工作。余主任从《决定》的指导思想、文件结构、主要内容、重要观点，到表达的方式、文字的表述，都做了很多指示。余主任对这个文件考虑得最多的是两个方面，一个是一定要针对新时期的情况和特点，提出政治工作的任务、方针、要求，要管用，要受部队欢迎。一个是坚持实事求是，用辩证法分析问题，既不“左”，也不右。在稿子形成以后，余主任多次召集总政各位副主任开会讨论，听取意见。有一天，余主任在他住处同几位同志谈起草工作，他说：这个文件是军队一个重要的文件，军委非常重视，一定要下功夫，重要观点要站得住，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他特别强调，这个文件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要旗帜鲜明地反对长期积累的政治工作和政治机关的“左”的东西，分寸一定要把握好。他亲自带领写作组的同志到部队进行调研，召开座谈会，找领导干部交谈，听取意见。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在广州、北戴河、总政机关和北京三座门等地，多次听取起草工作进程情况的汇报。他先后4次到起草组驻地看望起草组的同志，和大家坐在一起聊天，讲述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1986年7月30日，余主任在北戴河金山嘴10号会议室召集起草组部分同志座谈，他结合自己在红军和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的战斗经历，形象生动地阐述了我军战斗作风的养成、政治工作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以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我军优良作风的重要意义，讲了整整半天时间，使大家很受教育，增强了写好文件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