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日益显现，部分企业经营困难，失业人员增加，返乡农民工明显增多，不稳定因素也在积聚。中国经济能否渡过危机，不仅取决于宏观经济政策调整是否及时得当，而且取决于整个社会的稳定和谐。这一实践中的难题，考验着各级政府的执政能力。

　　　2008年9月，位于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湖塘镇的一家纺织公司法人代表张某因企业经营不善，拖欠业务单位材料款及银行债务近2000万元，拖欠近140余名工人工资100余万元，无力偿还。

　　其间，张某先后两次将公司500万注册资金抽逃至个人名下，并于9月28日出逃。之后，该厂工人及业务单位150余人到厂内讨说法，并到市、区政府上访。掌握这一信息后，武进区高度重视，区法院立即查封该公司资产，司法、信访等部门妥善做好工人的安置和教育疏导，区公安经侦部门则以涉嫌抽逃出资罪对张某上网追逃，并于10月21日将其抓获归案。

　　这是一起典型企业主“弃厂避债”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而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类似的事件在各地不时上演。

　　受国际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衰退的影响，我国经济发展遇到了严峻挑战，政法维稳工作也面临着巨大难题。记者在各地调查了解到，当前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对社会稳定的负面传导效应已逐步显现，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企业经营困难，导致劳资、借贷等债务纠纷增多。一些企业破产倒闭，下岗职工增加，甚至出现企业主弃厂避债，引发职工上访等新的社会不安定因素。滞留城市的农民工生活无着，给城市管理带来新的难题，返乡农民工失去务工机会，又会对农民增收、农村稳定带来挑战。

　　二是经济领域的困难带来新老矛盾叠加。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诸志洪指出，当前形势下，可能出现经济领域新矛盾与老矛盾、经济领域矛盾与其他领域矛盾相互交织影响的复杂局面。涉及农村征地、城镇拆迁、国企改制、出租车司机等方面的信访问题仍比较突出，非法集资、大学生就业、医疗保障等诱发矛盾的因素也在增多。特别是社会心态复杂，一些人心理失衡，偶发事件引发的直接利益和非直接利益冲突，容易对社会稳定构成危害。

　　三是社会治安的压力增大。江苏省南通市委政法委副书记、综治办主任邵怀德认为，受经济大环境的负面影响，由经济纠纷引发的暴力讨债等案件、多发性侵财类案件以及非法集资等涉众型经济犯罪将更加突出，同时个人极端事件可能增加，新型犯罪、智能犯罪也将严重破坏社会经济秩序，影响群众安全感。

　　四是国家安全形势复杂。境外反华势力对我国社会稳定的挑战依然严峻，他们会借助互联网等先进的技术手段，攻击抹黑我们的制度。另外，一些地方的个别事件、案件，容易被别有用心的敌对分子所利用，进行炒作扩大。

　　正是如此，各级政法维稳部门纷纷出台应急预案和应对措施，以增强群众安全感，保障百姓切身利益，帮助企业度过“寒冬”。

　　公安部近期派出多个督导小组奔赴各地，了解关于当地社会稳定的情况，督导维护社会稳定工作。公安部要求督导人员提高思想认识，把工作着力点更多地放在准确掌握社情民意上，密切关注企业破产倒闭、职工下岗失业、群众生活困难等方面出现的新情况，及时了解群众的意见、诉求并报告党委、政府，通报有关部门，推动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从源头上化解社会矛盾。

　　常州市武进区先后出台了《关于预防和处置欠薪群体性事件的意见》和《关于妥善处理“弃厂避债”引发群体性纠纷的意见》，对全区范围建筑、纺织等劳动密集型企业开展专项排查，了解企业经营状况、工资支付情况等，并将拖欠数额较大的企业列入重点监控对象。还在各镇及有关部门建立了50万元的“欠薪应急支付保障基金”，以满足对欠薪工人的应急支付。

　　河南省对涉及群众利益的重大决策事项实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将风险评估作为各级党政决策部署的一项“刚性门槛”。凡对涉及群众利益的重大决策事项不进行信访评估，或在信访评估中搞形式主义、弄虚作假，造成决策失误，引发信访突出问题和群体性事件，给改革发展稳定造成严重影响的，要严肃追究决策单位主要负责人和相关人员的责任。(记者 王骏勇 郭奔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