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一区民政局副局长潘玉梅受贿案一审被判死缓，潘玉梅累计受贿一千多万，家中被搜出26公斤现金(2月26日《扬子晚报》)。

　　又是个千篇一律的贪官故事：潘玉梅从小家教很严，参加工作后，从区委秘书一路做起。以做事认真、要求高、不留情面的风格为人熟知。有人送礼送钱，都被她婉拒。而后“工作中遇到的失意、委屈、矛盾接踵而来，令她异常困惑。”“对官场开始有了把握不住的恐惧。”“渐渐把社会上负面的东西放大，把灰暗面当主流，对权力有了追逐和运用的欲望。”而后开始收钱。再然后，借招商引资批地圈钱，滚滚而来的金钱不费吹灰之力……最后依然是领导“重要批示”，贪官入狱。

　　类似的模式，看过多少遍啊多少遍。凑巧的是，25日的《中国青年报》报道了香港的廉政公署(ICAC)。谈到香港也有过“黑暗年代”，由于监管措施的落后和拜金心态的扭曲，贪污歪风曾渗透到香港社会的方方面面。日常生活里潜规则横行，病人如果不“打赏”护理员和杂工，连开水和便盆都得不到；食肆要取得经营牌照，必须向有关部门派钱疏通；甚至连消防人员救火，也要先收取“开喉费”，香港警察队伍每年从黄、赌、毒集团所得的贪污贿金就达10亿港元之多……

　　但1974年廉暑成立后，以执法、防贪和教育“三管齐下”的策略，下设三个部门：执行处，通过严厉执法，打击惩治违法舞弊行为，起到威慑作用，令贪污分子“不敢贪”；防止贪污处，提供切实有效的建议，堵塞制度漏洞，减低贪污机会，令有贪念的人员“不能贪”；小区关系处，在社会中持续提倡反贪意识和个人操守，巩固廉洁文化，同时针对贪污风险较高的主要行业，度身定造防贪教育计划，令所有人都“不想贪”。一场“静默的革命”由此掀起，开始了香港的廉政时代。“透明国际”公布的2008年“清廉指数”，香港在世界180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12位。“香港胜在有ICAC”成了一句家喻户晓的话。

　　我一直以为，香港反贪的经验对内地有极大的借鉴作用，虽然两地的政治制度不同，完全照搬可能也会有部分消化不良之处。但由于香港与内地都是行政主导性社会，在社会管理技术层面上的类同性，要远高于内地与欧美国家。再加上同文同种。内地借鉴香港的经验，排异反应一定会小得多。而且香港毕竟是中国的一部分，它的人力资源我们也大可利用。(河南 乐 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