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官上任要“烧”出“三把火”，从古“烧”到今。据说“新官上任三把火”典故出自三国时期的诸葛亮。诸葛亮当了刘备的军师，在短时期内，连续三次火攻曹操。第一次火烧博望坡，使夏侯惇统领的十万曹兵所剩无几。第二次在新野，火攻、水淹使曹仁、曹洪的十万人马几乎全部覆没。第三次火烧赤壁，百万曹兵惨败，最后跟随曹操逃出去的，只剩27人。那时，人们把这“三把火”称为“诸葛亮上任三把火”，传到后来便成了俗说的“新官上任三把火”。

　　如今，“诸葛亮上任三把火”的传人，从上到下，各行各业，大有人在。此外，新官上任要“烧”出“三把火”，从中“烧”到外。美国新任总统奥巴马上任伊始，面对有可能愈演愈烈的经济危机，也是迅疾地、无选择地、毫不犹豫地放上“三把火”。看来，“新官上任三把火”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成为为官的一种模式了，或者说成为一种定式，规定的动作，非如此不可。我认为，“新官上任三把火”不要也罢。

　　动机分析：“三把火”不该“烧”

　　“新官上任三把火”到底涉及到什么样的问题？如果从动机、实质和可能隐含的问题来讨论，并且选择了非此即彼的答案，就容易回答我们到底是赞同新官上任要“烧出三把火”，还是因反对而要“灭火”。

　　从动机来看，大体上有三种。第一种，出于习惯、惯例，一种官场文化使然。这种惯例又与三种预期相关联着。一是官员的自我预期，即自我暗示，上任就得“烧几把火”，如果自己没有“几把刷子”，就有可能被别人看轻；二是新官下属的预期，有新官来上任，下属很自然等着新来的官“烧火”；三是民众的预期，经验告诉他们，新官必会“烧三把火”，因此，等着“点火”。

　　第二种，树立个人权威，以便展开自己的工作。习惯本身没有什么不好，问题在于当人们使用“新官上任三把火”这个俗语时，通常是贬义的，指的是虎头蛇尾、有始无终、不了了之。如果只出于习惯，那么，没有这“三把火”也罢，否则“三把火”要是没“烧”好，岂不是得不偿失？树立个人权威，以便展开自己的工作也不为过。可是，问题在于“三把火”是否能“烧”出来一个权威或威信，“烧”出来一个工作思路，最终打开工作局面呢？这实在是个无法回答的问题，更不存在规律性，有的只是寄予机遇或新上任官员自己的能力而已。要是我们的政府工作靠这样的模式得以开展，那么，依然没有走出“人治”，这恐怕不是我们所追求的。

　　除了以上两种动机外，还有一种动机，那就是，“三把火”要么是“烧”给上司看的，要么为追求政绩而大搞形象工程。这种动机自然就不必分析了。如果我们撇开“仇和风暴”式个性官员的案例不说，上升到动机论的高度来看，无论出于第一种还是第二种动机，确实让人们难以赞同所谓的“新官上任三把火”。

　　深层原因在制度惰性与个人主动性之弊

　　“新官上任三把火”之所以频频发生，其实质就是官员的个人主动性、能动性与制度惰性之间的矛盾。对于制度惰性的问题，在新制度主义中有深刻的阐释。制度的惰性，或者所谓的“懒政”，带有普遍性，政府部门或多或少都存在，而且官场的惰性根深蒂固。制度的惰性根源在于制度设计和管理方式尤其执行力有问题。问题在于解决制度的惰性从根本上还得靠制度本身，也就是说要有更完善和更系统的制度设计，并且还要有强有力的执行力。新上任官员的“三把火”确实反映出了新官们的主观能动性，但是，它只能解决一时之需，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更何况，不少“三把火”本身就是制度缺失下的惰性表现，如上面所指出的是“习惯”做法。此外，“新官上任三把火”可能会影响工作的连续性和政策的稳定性，进而影响正常的工作，也会造成思想的混乱。

　　由此，我们可进而言之，“新官上任三把火”如果不在制度的再设计与执行力上着手，反而会拖延制度层面的改革与推进，因为“三把火”很可能让人们，尤其想有所作为的官员以为“三把火”就是“三昧真火”，是解决问题的法宝，从而掩盖了制度本身的问题。依赖于“新官上任三把火”，最大的问题就是它极有可能拖延制度层面的改革与推进，这一点，赞同者自然看不到，不少反对者也是没有认清楚的。

　　“新官上任三把火”，固然让人敬佩，但是，将上任能够“烧三把火”的新官当作开拓型的干部，就不合乎逻辑了。更何况，上任不“烧出几把火”也不代表新官没有历史使命感或紧迫感。（郎友兴）

　　(作者为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系主任、教授)

　　延伸阅读

　　两任北大校长眼中的“三把火”

　　许智宏：像中国的改革一样，大学的改革是一个逐步演变的过程。有人问过我，到北京大学上任，有没有“新官上任三把火”？在工作中，我不主张“三把火”，就像搞研究，都是要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不能说来了一个校长，把前任的推翻重新搞一套东西。大学从某种程度上讲，是一个比较保守的系统，她经不起一天到晚的变动。所以我讲，北大需要一个稳定的时期，不能老变，老出新的政策。对于北大来讲，我更希望见到的是稳中求进。

　　周其凤：教育不是“烧火”的问题，而是慢工细活。即使在吉林大学，我也没有“烧火”。北大非常强调创新，从蔡元培先生当北大校长开始，就一直倡导学术自由。大学要创新最关键的是要有一个自由的学术环境，让教授们自由地开展学术研究，让学生们也在这样一个氛围里成长。

　　干部如何看待“三把火”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书记 郭声琨：要改革官员人事制度，让想干事的有机会、能干事的有舞台、干成事的有位置。不选四平八稳的“太平官”。“履新尤其要谨防搞‘新官上任三把火’、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

　　黑龙江省省长 栗战书：党的事业就是接力赛。正是有了连续性，才有可持续发展，如果断断续续，就什么事也干不成。我们不是什么“新官”，只是新的工作岗位上的新人，刻意去烧“三把火”，是发展的“大忌”，工作的“大忌”，做人的“大忌”。

　　武汉市新任市长 阮成发：“我主张新官上任不要三把火，不要弄得上任时轰轰烈烈，让大家觉得你很有魄力，却留下很多后遗症”。

　　群众视角：新官，更要“心入”

　　俗话说：“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作为一名为官者，谁不期望自己在任职之后，能在广大民众心中留下一个好名声呢？老百姓更希望新上任的领导干部能知民情、懂民意、惜民力、解民难，能为本地发展办好事、办实事。有的官员一到任，“第一把火”就是尊重群众。或轻车简从，或个人私访，到群众中去，到基层单位中倾听群众和干部的呼声，了解基层的实际情况，征求干部群众的意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

　　“近山知鸟音，涉水识鱼性”，要了解民情，最简单而有效的办法就是走出办公室，到百姓中去，听听街谈巷议，串串田间地头，扎扎实实地进行调查研究。这样的干部不图虚名，只求实效，工作作风扎实。干部在尊重群众、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烧”出重视制度建设、重在长远发展之“火”，老百姓将铭记在心。所以说，新官上任不仅要“身入”，更要“心入”，在了解并融入工作地之后作出的决策，才更加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和人民的需要。 　(北京培黎大学 赵岚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