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安徽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工作人员证实，今年3月被中纪委监察部给予行政记过处分的质检总局食品生产监管司原副司长鲍俊凯，早在去年就已调任安徽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局长、党组书记，较其在质检总局时升了半级。此外，今年3月，被记过处分的河北省农业厅原厅长刘大群，早在去年11月就已从河北农业厅调任邢台市担任市委副书记，并在今年1月当选邢台市市长。

　　今年3月的那一场对三鹿奶粉事件的问责，让人记忆深刻。涉及官员人数之广，级别之高，为近年来所罕见，媒体发出了“官场震荡”的惊呼。这既是权责对等的最高体现，也是对受害群众的最好慰藉。然而，问责余音未了，异地任职的消息就已传来，一个直接官升半级，一个异地任职不到2个月就顺利得到升迁，其他被问责官员的命运恐怕也不会差到哪儿去，这似乎在有意印证了那句古话：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然而，被问责官员的“幸福”，却是其管理领域内民众的不幸。三鹿奶粉事件无疑是一场人祸，在这其中，除了奶企和奶贩的利欲熏心的因素外，相关政府部门的所作所为尤其不能让人容忍。事后，一大批相关官员被问责，撤职的撤职，降职的降职，处分的处分，也清楚地表明，既然有负民意的重托，那么就必然要付出相应的代价。倘若问责仅是一纸变相的调职令，行政处分成了升官的砝码，岂能避免悲剧的重演？

　　在问题官员异地复出已成官场潜规则的现实下，说实话，对这类新闻我们已经严重“审丑疲劳”，无言以对。然而与以往问题官员异地重出不同的是，这两名官员的仕途轨迹却显示出某种“非典型性”，所以称为“异地任职”——早在被问责之前几个月，就早已悄悄在异地上任。

　　这样的安排显然用心良苦。一方面，两名官员到异地就任新职之时，正是三鹿奶粉事件举国关注之时，成功地避开了可能的风险；另一方面，两名官员到异地任职时，还未被问责，所以也称不上“问题官员”，无论是平调还是升迁，从程序方面说都合理合情，无可非议。而此后的问责，似乎也可视为是其前任上的事情，溯及力锐减。

　　一边是严厉问责，一边又悄悄辅以安抚措施，这既表明了问责机制的随意性，也暴露出行政问责的虚伪性。很显然，倘若问责不能对相关官员带来损害性的后果，起不到某种惩戒和警示意义，那么问责的意义只能是为了应付舆论，糊弄民意，只能是一场“政治时装秀”。(安徽 吴龙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