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巨龙和孙承骞低调复出，官复原职了？有网友无意间在官方网站上看到这两位去年因“挺虎”而遭免职的官员又以“省林业厅领导”的身份出现，吃惊不小。但该厅有官员表示，陕西省林业厅并未恢复此二人职务。(《南方都市报》5月4日报道)

　　事实与官方解释之间看似矛盾，但在现实之下却并不难圆其说。所谓遭“免职”，是指“挺虎”的两位副厅级官员被免掉了陕西省林业厅副厅长的领导职务；所谓“并未恢复”，指向的也是两位并未恢复“副厅长”这个领导职务。但孙、朱两位责任官员的“省林业厅党组成员”身份，以及他们享受的副厅级待遇，都一如往昔。“副厅级党组成员”从未免过，也就谈不上“复出”。“官复原职”一说，不过只是一些不谙官场规则的网友的臆测。

　　然而，如果我们纠缠于责任官员的现身是否属于“复出”，或是对原本不存在的“复出”大加抨击，就不免打错了靶子。人们所质疑的是，朱巨龙等被问责后没有行政职位的官员，为何还能成为这个机构的领导？再有，更重要的质问在于：为何行政处分带不动党纪处分甚至司法处分？

　　至少在目前的问责实践，还很难回答上述疑问。“虎照门事件”的问责，多是因为进入了媒体视野，但舆论高压之下的问责因为欠缺民意的监督与法治的保障，免不了会有“雷声大，雨点小”的结局。“雷声大”是要回应汹涌的社情民意，如果没有“雷声大”，舆论风暴不会平息；而如果没有“雨点小”，则意味着问责要涉及更多的官员，这是地方官员们所不愿见到的。

　　被动式的问责就这样陷入到“两难”之中。有评论说，因为官员责任不清、问责机制简单，使“问责风暴”进入一个民众不满、官员抱怨的两难关口。与此同时，问责制被过度纠缠于一些“新闻事件”性问题上，而政府运行中更深层的问题却往往被忽视。

　　对“虎照门事件”而言，需要弄清的，就是问什么责？谁来问责？对于我们常挂在嘴边的“问责”，其实很多人并不十分明白。权责不清，是社会转型在行政体系内的主要表征。如果说市场经济的建设以“确权”为前提，那么法治社会的建设也是以“确权”为前提，只不过，前个“确权”是要明晰产权，后个“确权”是要明晰公权。只有规范和调整公权的边界，在立法中贯穿权责一致的原则，就才能约束地方权力的汪洋恣意。

　　为法律所明晰的公权有时候不清，但为上级领导所明晰的公权却再清楚不过。省林业厅想要“华南虎照”，于是县里就献上了；县里想要“华南虎照”，于是林业局就献上了；林业局想要“华南虎照”，于是周正龙就献上了。这是“虎照门”事件的基本脉络。虎照门事件的问责表明，当问责总是依循着更高权力向较低的权力去“问”这一基本轨迹，我们有时却难以期待一个明晰的“权”，以及一个明晰的“责”。这就是为什么同样是开会打瞌睡，在上海只需接受谈话，在四川就可能被记过，在昆明还可能会被免职。再看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的问责，各个地方时常也是因地而异，因官而异。

　　改变一些问责被异化，单纯一个路径是不够的，官员除了对上负责，还要使他们对公民负责保持敏感；不仅要有权力对下问责，还要启动法律对违法行为问责的途径。舍此别无他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