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把这种“跳楼跳桥秀”的愈演愈烈归因于“媒体的过分报道”，一名两次被“跳桥秀”堵在海珠桥下的司机很不客气地指责记者：如果你们一个月都不采访不报道跳桥跳楼的，下个月的广州城一定会顺畅很多，都是你们在“助纣为虐”。然而，我们更惧怕另一种可能：当全体记者从此集体缺席这种“自杀秀”时，这些原本已经在许多地方碰壁的弱者，会不会就真的从那桥上、楼上一跃而下呢？会不会做出比这场秀更极端的危害社会的事情来呢？(《羊城晚报》5月3日)

　　悲怆的跳楼之举被解读为秀，权因跳楼者的真正动机不是寻短见，而是以拿生命相胁的方式引起更大范围的重视，媒体充其量只是扩大影响的一个重要途径罢了。“跳楼秀”者为何如此看重扩大影响？这种现象背后到底是有关部门失职，还是“跳楼秀”者表达权利的话语途径业已穷尽？

　　毫无疑问，“跳楼秀”会挤占公共资源。这种没完没了的“跳楼秀”确实越来越让人失去同情心，只会令愤懑之情有增无减。不知是否缘于这种情节，一些地方出台相关政策，规定对“跳楼秀”者实施救助的同时，辅以拘留等惩罚。今年的广州两会上，王浩等3位人大代表还提议，对以跳楼、跳桥方式要挟政府、扩大影响、制造舆论，从而达到个人目的的人，要加大打击力度。

　　从过去对“跳楼秀”的高度关注，到现今祭起打击的权杖，“跳楼秀”看似愈来愈不得人心。不过，“跳楼秀”虽有胁迫公共资源之嫌，除确有少数乃无厘头或恶作剧，但相当一部分归根结蒂还是因权益伸张渠道不畅。当然也不排除有人错误地将这种方式理解为权利伸张的捷径，期待一“秀”永逸。

　　可以肯定，即便没有恐高症，“跳楼秀”并非毫无风险可言。身居高楼之上，或失足，或受种种因素、情绪一时波动难控，假戏成真，曾就有跳楼者不甘围观者嘲笑，一气之下飞身纵下。“跳楼秀”者给别人的正常生活的确可能造成不便，以高压方式冷漠以待，虽不排除可能压减“跳楼秀”的数量，但从根本上看，“跳楼秀”者所提问题并不会因此经有效机制合理消减。

　　在许多人眼里，“跳楼秀”前几年与被欠薪民工有着紧密联系，那时也是社会拖欠民工工资比较严重的时期。自重庆农妇熊德明委托总理帮丈夫讨回工资后，“追薪大风暴”迅速席卷全国。虽不能就此断定此类问题从此没有，但民工成为“跳楼秀”主角的现象越来越少。这或许表明，形成有效机制才是纾缓“跳楼秀”的根本所在。

　　厘清“跳楼秀”的根本动机，所谓的媒体责任其实已经非常清楚。媒体有责任努力表现出社会的良心和温暖，所以绝大多数时候只能宁可信其有，被“跳楼秀”者利用乃至愚弄。真正应引起反思的当是相关单位：为什么“跳楼秀”比正常渠道申诉更容易解决问题？“跳楼秀”者的话语通道是否真的通畅？相关疏解机制是否真的高效？如果这些问题均妥善解决，生活中还会有那么多动辄以生命相胁的“秀”吗？(禾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