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正处于“人口红利”期，每年劳动力供给总量约为800万~1000万，能确保经济增长的劳动力需求

　　◆发达国家大多在“人口红利”结束时就已是富裕社会，而中国很可能是世界上第一个“未富先老”大国

　　◆与“人口红利”相对应的是“人口负债”，不断加速的人口老龄化将对经济社会发展构成严峻挑战

　　日前有媒体报道称，根据机构预测，支持中国令人吃惊的经济崛起的“人口红利”时代行将结束，到2015年左右中国适龄工作人口将在达到巅峰之后回落，取而代之的将是人口老龄化浪潮的提前到来。

　　尽管对于“人口红利”时代何时结束，尚存较大争议。但随着人口老龄化特征的日渐显现，我国进入后“人口红利”时代，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如何应对这一挑战，成为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人口红利”，助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通常，在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人口转变过程中，由于出生率下降和死亡率下降有一个时滞，形成年龄结构变化的三个阶段。

　　这三个阶段分别具有高少儿抚养比、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和高老年抚养比的特征。其中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提高的这个阶段，通过劳动力的充足供给和高储蓄率，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人口红利”。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研究员曾以上述分析阐述自己对“人口红利”的理解。

　　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高和荣博士告诉本报记者，“人口红利”通常表现在某个阶段一个国家劳动年龄阶段的人口占总人口中的比重较大，抚养负担比较轻，从而为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较为充足的劳动力，促进这个国家制造业的发展、存款储蓄的增加、社会财富的增长。

　　据蔡昉研究，在改革开放的头20年(1978年至1998年)的GDP增长率中，劳动力数量增加的贡献份额达到24%。

　　这一情况，也符合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据测算，新加坡、韩国在经济高速增长的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超出稳态增长率部分有1/3到1/2源于“人口红利”的贡献；历史上欧洲移民去新大陆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高速增长几乎全部归结为“人口红利”因素。

　　“‘人口红利’并不意味着经济一定会增长；但经济增长一旦步入快车道，‘人口红利’就可以成为经济增长的助推剂。”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汤兆云博士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他认为，“人口红利”对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对生产领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劳动供给上。由于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二是对消费和储蓄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停止或者说老龄人口比例增加在一定时期内并不必然带来储蓄率的下降，相反还有可能使储蓄率进一步上升。

　　依照上述标准，目前，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正好处在“人口红利”期，每年供给的劳动力总量约为800万~1000万,劳动人口比例较高,保证了经济增长中的劳动力需求。由于人口老龄化高峰尚未到来，社会保障支出负担轻，财富积累速度比较快。

　　未富先老，后“人口红利”时代面临诸多难题

　　当我们正分享“人口红利”期的益处时，另外一项挑战不期而至，那就是老龄化社会的快速推进。

　　2000年的人口普查显示，中国60岁及其以上人口已占全国总人口的10%，其中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7%，并以年均3%的速度持续增长。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老龄化社会的定义(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60岁以上的人口占该国家或地区人口总数的10%或以上，或者65岁以上的人口占该地人口总数的7%或以上),中国事实上早已跨入了老龄化社会的门槛。

　　《中国未来人口发展与生育政策研究》课题组研究表明：未来30年，我国人口老龄化将呈加速态势。到2010年，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比例将超过8%；2040年将超过20%。老年人口本身的老龄化也日趋严重，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将从 1990 年的800 万迅猛增加到2010 年的2540 万，2050年将达到1.6亿。

　　令人尴尬的是，我国的老龄化要超前于现代化，属于典型的“未富先老”。而发达国家是基本上实现了现代化之后，人口结构才进入老年型，就是我们所说的“先富后老”或者“富老同步”。

　　“这样的局面，使正处后‘人口红利’时代的中国面临诸多难题。因为‘人口红利’在很多情况下和‘人口债务’是相对应的。”汤兆云博士在接受采访时强调。

　　他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处于“人口红利”期的劳动年龄人口终究要成为老年人口。因此，与“人口红利”相对应的“人口负债”就是不断加速的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他概括道，这些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人口老龄化会带来社会抚养比不断提高，劳动力的负担和成本加大。二是老龄化会加大消费性人口比例，降低生产性人口比例。人口老龄化会使老年人的医疗保障问题凸显，“老有所医”问题变得突出。三是劳动力年龄结构“老化”将严重影响到劳动生产率。

　　未雨绸缪，积极应对后“人口红利”时代挑战

　　在“人口红利”时代结束已成必然趋势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如何提高人口质量，并认为这将能从相当程度上消除“人口红利”结束的影响，且对国家经济社会良性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高和荣博士就认为，与发达国家先富后老的国情不同，中国“人口红利”期的递减与未富先老以及人口基数庞大相伴而生。因此，“人口红利”期结束之后不会产生劳动力数量供给不足问题，而更主要地体现为劳动力的质量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人口老龄化水平并不是特别高，但老龄问题却相对更为突出，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是在经济还不发达的情况下迎来了人口老龄化。

　　汤兆云博士认为，积极应对后“人口红利”时代的挑战，最重要的是要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使社会在老年人口比例不断加大的情况下继续保持活力，增强国家经济实力。因为养老的基础就是老年人要有基本的经济保障和医疗保障，这两样都离不开经济的发展水平。

　　“身处后‘人口红利’时代，我们只有未雨绸缪、积极应对挑战，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地发展，舍此别无他途。”高和荣博士强调。

　　为此他认为，首先要注重人力资本投资，将中国巨大的人力资源转变为强大的人力资本，这是实现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动力与源泉。其次要延伸劳动力供应链条，进行跨地区、跨国界的人力资本配置。同时要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扶持消费性产业的发展，加大老年产业的投入力度。最后要尽快健全城乡社会保障制度，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提高社会保险统筹层次，做实养老金账户，确保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学有所教。(曹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