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配制度变迁：效率与公平的不断调整

　　新京报：在中国，“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一分配概念深入人心，它是怎样形成的？

　　杨宜勇：衡量分配制度是否公平的最好标准应该是基尼系数。

　　这个数据中国政府没有正式发布，但是世界银行有过精确的测算。1978年中国基尼系数很小，大概是0.18左右，非常公平，但是没有效率，所以大家也不满意。那个时候的分配制度就是一大二公，后来在十四届三中全会著名的文件中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生产领域进入市场经济，分配领域也就跟上了。

　　新京报：从效果来看，这一概念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杨宜勇：当然现在很多人对这个概念都提出了质疑，但是当初这个概念是没有错的。应该说，正是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承认了企业的独立性，国有企业开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企业，非国有企业如雨后春笋般的发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比人民公社进一步承认了劳动差别的价值，中国经济才有随后30年的快速发展。但是到了九十年代初期，的确很多问题开始显现。

　　1988年，城乡合计的基尼系数已上升至0.382，这仍然在正常的区域内，但不久便突破了正常状态与警戒状态的临界点，如果2008年与1994年相比，基尼系数上升了十几个百分点。

　　新京报：为什么强调效率，公平就失去了？

　　杨宜勇：两者其实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效率刚开始发挥得还不错，但是由于市场失灵或者市场机制不健全，公平就被损害了；因为公平的损害，可以使效率进一步降低，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失调也跟这个有很大关系，收入分配的不合理限制了消费的合理增长。

　　当前的问题是，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出现了混乱，比如行政力量在初次分配领域仍然发挥作用，垄断行业以垄断地位获取垄断利润，国家在初次分配领域的宏观调控缺失等等。而税收制度不健全，限制政府进行收入再分配；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这些都加速了收入分配差距扩大。

　　新京报：新一轮收入分配改革是何时开始启动的？

　　杨宜勇：很难说有一个具体的时间点，但是中央的态度主要是通过不断调整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来体现的。

　　纵观这么多年党代会的报告，十三大是“在促进效率提高的前提下体现社会公平”；十四大是“兼顾效率与公平”，十五大是“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十六大则进一步发展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到了十七大就已经变成“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从提法的变迁很容易可以看出，这次收入分配改革的核心就是解决公平问题。

　　扩大居民收入比重，改变勤劳而不富有

　　新京报：耶鲁大学陈志武教授的：《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在中国引发了很多讨论，这是否也是本轮收入改革要探讨的问题？

　　杨宜勇：从某种角度来说是这样的。这一次的改革主要是调整国家、企业、居民三者的关系，居民收入占整个国民收入的比重要扩大，同时适当压缩企业和国家的收入。国家发改委公布的数据显示2006年居民收入分配占整个国民收入的比重44.2%，而在国外大概是60%-70%，差距十分明显，我们希望可以在不太远的将来达到这个目标。

　　新京报：应该怎样理解这样的调整，是否可以用居民收入将要增加来理解？

　　杨宜勇：不完全是这样。比如国家或者各个地方都会提一些类似人均GDP、人均收入翻番这样的目标，但是这是一个收入增长问题，而分配制度改革是一个利益重新分配的问题。通过体制改革和制度建设，我们要达到的目的是改变这个分蛋糕的方式，让居民吃到的蛋糕占更大的比例，应该这样理解。

　　新京报：具体的操作方式有哪些？

　　杨宜勇：从政府来说是“少收多拨”，就是说国家让税，以及更多通过转移支付，最终分配到居民个人的头上。最难的在于企业这部分，比如说，利润里怎么让企业多分一块钱给职工？政府等于站在职工和企业的中间，需要两头兼顾，既要考虑初次分配怎么给劳动者更大的比重，也要照顾企业的发展。

　　社会上普遍关注的是如何使企业职工的工资能够合理地增长，分享行业和企业的发展成果。从国际经验来看，这主要是通过工会谈判来解决，这里既包括企业工会，也包括行业工会，也就是鼓励普遍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这个现在中国也在大力推动，但是目前来说谈判还不是很普及，效果也不是非常明显。国外的谈判市场化程度是很高的，工会也要雇佣专门的财务专家进行谈判，因为工人看不懂财务报表，就没有办法对企业的利润说话，这一点在中国还很难实现。

　　新京报：改革最终会形成一个怎样的效果？

　　杨宜勇：我们曾经画过中国现在的收入阶层图，它类似于一个洋葱，中部不是很突出，下面又有一个平的底部，这是被最低生活保障拉到同一个平均线上的人群。总的来说我们的期望就是调高，扩中，提低，中等收入人群需要扩大，以后能够呈现纺锤形，这也是最稳定的社会结构。

　　当然现在到底怎样的收入在中国算中等收入，也存在很大的争议。有的专家认为是相当体面的收入水平；而有的专家认为是整个社会的中间收入群体，后者的大小不是由自己的收入决定的，而是由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共同决定的。

　　垄断企业应该上缴红利，不能自己分配

　　新京报：有媒体报道说，有关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方案已于2005年初步拟定，其草稿一度进入最后征求意见阶段，但是方案却一直没有公布，这是不是说明改革过程中遇到很大的阻力？

　　杨宜勇：这几年我们每年都会开会讨论这个方案，征求意见稿也有过很多修改。这项改革很难入手，因为涉及太广，它是一个各方面配套改革的结果：你要动，别人还要互动。比如税收，财政，企业的治理结构，工会的谈判能力，劳动者的素质，以及劳动者创业的精神等等，没有这些，收入分配改革就无以为继。改革的最大阻力在于富人，在于高收入群体，还有垄断企业和一部分企业主。

　　新京报：大家现在最关心的还是垄断企业的收入改革问题，这一点是否在方案里有所涉及？

　　杨宜勇：这是肯定要改的一部分，也是难度最大的一部分。当然垄断企业里要分情况，比如市场垄断的，就需要反垄断，降低准入门槛。当然现在大家的专注点主要在于行政垄断的企业，这个解决之道就是让他们上缴红利，把利润拿走，不能用于自己职工的收入分配。

　　总的来说，《反垄断法》还是促进了行业市场平均利润率和工资率的形成。但是在一个市场经济环境下，我们也不能直接规定这些行业的工资水平。

　　新京报：突破改革阻力的路径到底有哪些？

　　杨宜勇：这次改革的阻力非常复杂，它涉及全民和所有经济体，比如大企业和中小企业的想法就不同，国税和地税也有矛盾，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的胃口也不一样，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态度也不一致，垄断部门和非垄断部门的立场也不一样，这些也是协调这么多年的原因。但是总的来看，我们规划了三种手段：

　　一是法律手段。这包括规定最低工资制度，建立企业职工工资合理增长机制，比如国家设定一个工资增长指导线，如果雇主方不接受集体谈判，那么达不到的这些企业或者行业就将会被惩罚。

　　二是市场的手段，比如现在大家都很关注石油电力这些行业，我们可以给资源重新定价，调节垄断企业暴利，那么收入分配自然也调整了。

　　三是行政手段。这个主要是针对公共部门，比如这几年退休金一直都在增长，再比如2006年就启动了公务员工资改革，现在事业单位的工资制度改革也一直在推进。

　　新京报：本轮改革是否有一个时间表？

　　杨宜勇：没有非常明确的时间表。但是中央提出2020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全面小康，在当中就隐含了国民收入分配的合理化前提。目标年份应该瞄准2020年。(记者 李静睿)

    (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本次改革意见起草的专家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