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给了人家什么好处，不然记者怎么会大老远的来？”最近两年，连续发生抓记者抓网民事件，提供线索的人都会受到这样的讯问，而被抓网民则往往受到诽谤罪的刑事调查或起诉。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的权利，记者和网民频频被抓意味着什么？

　　5月24日，一次在京召开的公民监督权研讨会上，与会专家认为，在法律框架没变的情况下，公权力的任意化、随意化直接侵犯了公民的私权。

　　“案中案”往往被忽略

　　最近，《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傅桦因为采写了两篇机场的负面报道，被以受贿罪名起诉而开庭。

　　此前，记者是否是受贿罪的主体曾引起了业界的争论。

　　傅桦案中，检察机关认为，记者代表广大人民群众行使舆论监督权，其性质当然具有公务性质。傅桦的代理律师认为：记者既不构成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也不构成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受贿罪。“如果说记者采访是依法从事公务，那不接受采访是否属于妨碍公务？”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李肖霖表示，是否国家工作人员要看媒体性质所定，但采访报道一般不应认定为是公务行为。

　　在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田文昌看来，这不仅是一个法律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他说，以前记者报道，往往是行政上的干预，或者民事上的诽谤、民誉权诉讼，但随着媒体的多元化，这招不好使了，于是抓住记者受贿这个把柄，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一招制敌”。记者所揭露的问题本身反而被忽略，使得监督止于诉讼，“一口唾沫淹死人”。“根本原因是公权力的任意化、随意化。”田文昌说，“公权力滥用直接侵犯了公民的私权。要限制公权力滥用，就要加强法律程序的公开化、公正化。我们注意到，前几年人们很重视法律程序，但近来又出现法律程序虚无化的趋向。”

　　专家认为，记者报道是否真实与人品无关。

　　诽谤罪背离立法原意

　　与记者被抓不同，在网民被抓事件中，一般是以诽谤罪来调查或起诉的。按照法律规定，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才构成诽谤罪，诽谤罪一般告诉的才处理，但是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法制处处长徐迅表示，记者的职业风险正在加大。从2006年富士康起诉记者创最高索赔额和查封个人财产两个纪录，到2007年纸包子事件记者被判损害商誉罪，到今年网民被诉诽谤罪，记者的命运折射了公民的命运。

　　据悉，近几年诽谤罪个人之间的刑事案件并不多，反而公权力与个人之间的刑事案件呈上升趋势。专家表示，从立法原意上看，诽谤罪保护的是公民的私权，但现在公民个体之间反而通过民事程序解决，这是不可思议的现象。

　　为何会这样？徐迅分析，除了公权力的滥用之外，民法的相对滞后也是一个原因。她曾经做过一个调查，在公权力机构与媒体的名誉权诉讼中，前者有超过55%的胜诉率，官员与各类原告人的诉讼中，官员的胜诉率也超过50%。在这些官员胜诉的判决书中，有这样的理由：“根据他所做的贡献，以及其所享有的较高知名度，他更容易受到伤害。”“损害干部的形象就是损害政府的形象吗？”徐迅建议，“诽谤应该去刑罚化，在民法通则中设人格权法专篇或者在侵权责任法中作专门的规定。”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徐绪辉认为，诽谤罪中的“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条款很容易被滥用。有的判决书中并没有详细说明是什么秩序，只是笼统地说“身心工作受到影响”，而“政府工作人员的利益是否代表政府利益？政府利益是否代表国家利益呢？法院不能随意解释”。

　　在内蒙古吴保全案件中，一审法院判决网民发帖构成诽谤罪的理由是：“给个人及本地区造成恶劣影响，危害了本地区作为全国先进市区的社会发展秩序。”这一点遭到了学者的广泛质疑。专家表示，根据刑法第二百四十三条规定，公民只要不是有意诬陷，哪怕是错告，或者检举失实，都不应该被追究诬告罪。记者、网民都不是侦查机关，不可能100%准确，若2000字的文章中有20个字不属实就被追究刑责，会很荒唐。这种做法若被各地政府效仿的话，公民的言论空间将被压缩。

　　但官员的权利也要保护，如何与公民的监督权平衡呢？专家们一致认为，为了一个更高的权利，官员应对舆论监督适度忍耐。(本报记者 辛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