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历史，为数甚夥的中国古代文人大抵如作家苏雪林所说是属于精神早衰的那种人，是胡适所谓“黑头老年”。

　　韩愈，可说是改造文章的大师了。其诗文吞吐着一股激越雄杰之气，颇让人想见其为人。但读其《祭十二郎文》中诸如“吾自今年来，苍苍者或化而为白矣；动摇者或脱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气日益微”等，则让人真切感受到他精神的早衰。以35岁盛年，何至于此？

　　苏轼是被尊为“坡仙”的人物。《念奴娇》里“大江东去”的滔天气势，“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的雄壮笔力，映现出其胸襟有多豪壮；而他描绘的羽扇纶巾的人物竟能“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又能激发我们多少洒落情怀！然而，一句“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终究泄露了四十余岁的他心灵深处的苍凉和衰飒。

　　韩、苏都是文化巨匠，都有大境界，然而一涉功名之类，又都难免于俗谛。伤逝也罢，登山临水也罢，内心的孱弱总要抖将出来。而事实上，从屈原的“老冉冉其将至兮，哀修名之不立”(据《史记》本传，此时30余岁)，到清代黄仲则的“我亦稻粱愁岁暮，年年星鬓为伊加”，其同道历史上还不知有多少呢。以“黑头”壮盛之年而叹老嗟卑，正是他们这些古人的常态！

　　古今前贤互比，36岁的陈独秀1915年著《敬告青年》因此而特别凸显其伟大意义。在这篇雄文大作中，他说：吾国之青年，“吾见夫青年其年龄，而老年其身体者十之五焉；青年其年龄或身体，而老年其脑神经者十之九焉。”真不愧为文化豪杰，陈氏眼光灼灼，一下子就洞见了古文化包袱下被压抑并变得精神早衰的士人心理怪象。他因此大声疾呼新鲜活泼、奋斗觉醒的“新青年”的涌现。这对于一个正需要变革而突破口尚未寻得的动荡而沉闷的转型期社会，正所谓“适其宜矣”。

　　不独陈氏为然，与之共执新文化运动牛耳、开一代风气之先的青年胡适，此时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亦与之心有灵犀。胡氏豪情万丈，高唱“要前空千古，下开百世”“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又说“更不伤春，更不悲秋”，其破旧立新的口气之大，反对陈腐没落的思想积习和精神状态的声调口吻，与陈氏诚所谓如出一辙！胡氏平生每以“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自许自勉，其立意也就是自觉与“黑头老年”站得远些吧。

　　一个社会之“新”，固然可有种种表现。但这种种的新，最要紧者恐怕应该是引领社会的文化人思想之新、精神状态之新。从“黑头老年”到“新青年”，我们鲜明感受到90年前那场今人通常仅理解为“科学”“民主”的新文化运动之“新”，而陈、胡二先生比之古代文人才士，其决意做“新青年”的姿态可真应该大书一笔。

　　作者：黄晓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