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来汉打工者苦于找不到对象，给副市长写了封信倾诉苦恼。他原本只是想写信抒发一下心中的郁闷，未料这封信引起了副市长刘顺妮的高度重视，并作出批示……

　　尊敬的刘市长：

　　我是一名来汉打工的农村人，我家乡的青年大多数都外出打工，常年背井离乡，有的几年才回家一次。

　　在婚姻方面，在外打工的人在生活空间和工作范围内所接触的异性很少，许多人到了30岁还找不到另一半，父母发愁，他们自己也无奈。

　　于是，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是逢年过节回家时，在父母的催促下，在亲友安排的相亲中，找一个同乡相处几天就匆忙结婚，双方并不十分了解。婚后女人一般在老家持家，男人依然在外打工，长期两地分居，根本没有幸福可言，不少夫妇最终只能以离婚收场。不幸的婚姻背后，最无辜的是孩子，缺少父母的关爱，缺乏教育，这样的孩子身心能健康吗？

　　在武汉这座大城市里，外来打工的未婚男女很多，可是却很难在这里找到另一半。为了找个女友，我曾经去过婚介所，但很多婚介所都是以盈利为目的，骗钱骗人，很多报名交钱的人都深受其害，有苦难言。

　　我希望政府多举办一些打工者联姻会，让我们这些外来打工者也有更好更多的择偶机会。

　　进城打工者：李明

　　6月10日，收阅了这封群众来信后，副市长刘顺妮当即批示：“为外来务工人员组织联姻活动，搭建交流平台是一项实在的服务内容。”随后，刘副市长将李明的来信转到了本报。

　　李明的来信及刘副市长的批示引起了本报的高度重视，连日来，本报记者针对“来汉打工找对象难”这一问题展开了专题走访。

　　7月2日，记者见到了给副市长写信的打工者李明(化名)。他是个高高瘦瘦的帅小伙，斯斯文文，穿戴整齐，言语不多。记者问上几句，他才回答一句。

　　李明今年33岁，汉川人，木工，一直在武汉一支装修队里打工。2003年，在云南做生意的姐夫给他介绍了一个女友，女友小梅也是汉川人。2003年国庆，他坐火车到昆明与小梅见了面，因双方家里都催促，两人接触不到半个月便确立了恋爱关系。随后，他继续回汉打工，两人刚开始还发短信、打电话联系，后来为省话费，联系就非常少了。2004年春节，趁双双回家过年，两人领了结婚证，那时，两人见面次数加起来不到10次。

　　婚后，由于两人都不爱说话，家里气氛一直很沉闷。同年，儿子出生，才给这个小家庭带来了些许生气。

　　随后，两人将儿子托给父母，准备外出打工。小梅说在武汉找不到事做，李明又觉得在昆明人生地不熟，双方都不愿妥协。最终结果就是，依旧各打各的工，两地分居，一年见一次面。“结婚5年，在一起的时间总共加起来不到2年。”李明苦笑道。

　　今年3月，两人和平分手，儿子判给他。他说：“反省整件事，只是觉得很对不起儿子，他现在还不知道我们离婚是怎么回事。但我知道，离婚对儿子的一生会有多大影响。这一切的错，都是因为那个匆忙建立的婚姻。”

　　李明说，离婚后，他除了拼命挣钱来弥补儿子，还想找个可以理解他的女孩成家，给儿子完整的爱，但苦于没有渠道结交异性。他也曾想去参加姻缘会，但很多都要求有武汉城市户口和学历，这令他望而却步。为此，他甚至找过几家婚介，几次“约会”下来，他发现那些女孩都只是婚托，自己冤枉被骗几百元钱。

　　建筑工地民工渴望“爱情”

　　为了解更多打工者的婚恋状况，记者又走进酒店、建筑工地、美发店，走访了许多打工者，听他们讲述了一些寂寞的婚恋故事。

　　7月7日，黄浦路某楼盘的建筑工地。

　　中午时分，记者在生活区见到了打工者林峰(化名)。林峰是荆州农村人，今年26岁，来汉3年。他个子不高，皮肤被晒得黝黑，可能由于早早地踏入社会，他显出与同龄人不一样的成熟。

　　林峰说，他初中毕业就出来打工了，跟一个瓦匠师傅到建筑工地，做一些不需要技术含量的杂活，每月工资1000多元，勉强够自己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