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伴随着一些突发事件特别是一些重大食品安全、治安与群体事件的处理，对官员问责的力度越来越大。

　　与此同时，一些地方政府也出台了相关的行政问责法规，把官员问责制引入行政管理之中。但由于缺乏一个明确的可操作标准，到底该问责谁、该问责到怎样的程度等存在着较大的社会分歧，使问责制度及其复出机制饱受争议。

　　上述争议将有望得到根本解决。伴随着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领导干部问责将正式进入制度化时代。

　　问责范围实现了党政干部的“无缝覆盖”

　　在中国的政治生活实践中，党的领导干部同样掌控着行政公权力，一些地方或部门的党委书记(党组书记)还通常被称为“一把手”、“班长”等等。

　　但在贵州瓮安事件问责之前，在一些重大安全事故或群体性事件的处置中，被问责的常常是行政领导，而党委主要领导则往往被免责。

　　北京市政治文明建设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郑广永博士对记者表示：“以往的问责对象大多局限在行政系统内，而负有领导和决策责任的党委系统却置身事外，使问责机制的权威性受到较大冲击，《暂行规定》的正式出台有针对性地解决了这一突出问题。”

　　就此，《暂行规定》第二条明确规定：“本规定适用于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工作部门及其内设机构的领导成员；县级以上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及其工作部门的领导成员，上列工作部门内设机构的领导成员。”

　　《暂行规定》还同时对参照执行对象进行了规定：“对乡(镇、街道)党政领导成员实行问责，适用本规定。”“对县级以上党委、政府直属事业单位以及国有企业、国有金融企业领导人员实行问责，参照本规定执行。”

　　海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琳撰文认为，《暂行规定》将问责的对象定位在“党政领导干部”，也是对官员问责实践的一大突破。2008年的贵州瓮安事件震惊全国，瓮安风波平息后，其时的县委书记与县长一同被免职。这一党政官员“捆绑式”问责释放出一个信号，问责的关键在于实现权责罚的一致，任何有权无责或有责无权的潜规则均应打破。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在具体实践中，党委的决策、党委的领导人往往是最重要的，但在以往，问责往往不会涉及党委的领导干部，使得问责制度缺乏公平性。而此次规定采取不仅追究行政责任，也要追究党的责任的方式，提振公众信心。

　　党委和政府虽然是不同的组织体系，但在中国重大问题决策执行是一体化的，党委决策、政府执行，一体化的模式是适应中国的现实的。

　　“新出台的《暂行规定》实现了党政领导干部的无缝覆盖，无疑有助于校正以往一些地方在问责实践中所出现的权责不一现象。”王琳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