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正式出台刑事和解制度，即对情节轻微的侵犯个人权益刑事案件，只要被告人和被害人达成谅解，法院在量刑时将对被告人从轻处罚或免予处罚。根据该制度，一中院对一起故意伤害案做了改判，被告人因积极赔偿受害人1万元并得到了被害人的谅解，一审判决的1年零4个月有期徒刑被改判为免予刑事处罚。

　　对这一制度，社会的反应依然是谨慎有加，怀疑者不少。人们最大的担忧，还是怕它被异化为“花钱买刑”，继而纵容强势者为所欲为。事实上，刑事和解制度并非北京一中院首创，数年前，我国的检察机关最早引进这一法治制度，迄今为止，它在有关交通肇事的刑事案件领域得到了较好实施。

　　刑事和解制度的核心理念，就是司法机关在司法过程中借助司法权威，依法促成侵权型刑事案件中的被害人和被告人的和解，使被告人在获得被害人谅解的前提下获得轻判或免于刑罚。这一理念认为，在社会生活中，部分刑事案件被告人的犯罪行为给原本正常、平衡的利益关系造成了破坏性后果，而刑罚恰恰就是通过惩罚被告人，以抚慰被害人的心灵，通过司法强制力量恢复已被破坏秩序的平衡。如果能以和平的或和解的方式恢复这种平衡，就没必要采取暴力的或强制的刑罚方式。因为后者可能产生新的社会心理怨恨或新的失衡，而前者则恰恰能以最小代价和最温和的方式恢复秩序平衡。

　　刑事和解制度理念先进，但民众对此心存疑虑，是可以理解并应当被重视的现象。当前，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和社会阶层分野，使弱势群体及其同情者对既得利益群体保持着警惕。在有关实践中，以罚代刑、贿赂司法的现象也并不少见，人们完全有理由担心该制度被异化为以钱代刑的法治漏洞。

　　为此，在制度先进和民众疑虑的矛盾中，有必要以细化的、可行的、公平的、透明的制度，打消人们的疑虑，使这一闪耀人性光辉的司法制度，取信于民并得以规范和推广。

　　建议由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司法决定的方式，就刑事和解制度作出详细的、操作性强的规定。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一是规定哪些案件可以施行刑事和解制度，二是细化施行的程序。

　　为防范司法腐败作梗刑事和解，有必要引入第三方监督机制。比如，可以考虑在律师、法学教授、退休法官、新闻记者、普通居民中选任监督委员会，赋予其调查权。这个委员会的调查结论，应当作为是否实施刑事和解的前置条件。

　　任何一起刑事和解案件，司法机关都应当全程透明，不仅全部公开案件的事实，而且在启动和解程序、调查当事人意愿、做出是否准许和解的决定、最终的司法裁决等各环节，都应当完全公开透明。

　　刑事和解虽以经济赔偿为主要途径，但不能将它作为追求和解的惟一方式。获得被告人谅解，还可以通过诚恳道歉、恢复名誉等各种方式。同时，考虑到不少激情犯罪中的被告人本身并无经济赔偿能力，国家有必要设立统一的刑事和解基金，为那些有望通过和解恢复秩序的刑事案件，向被害人支付适当的补偿款。这样就能保证穷犯罪人的利益，使其同样能获得和解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