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贵州省纳雍县为解决拆迁难题出了一纸文件：干部、职员坚持不签拆迁协议的，停职停薪，有亲属或员工不签的，也要受到处理。纳雍的苦衷是，旧城改造和新城开发几年来因拆迁难而停滞。干部、职工对拆迁补偿的要求，让政府陷入双重困局：被引进的开发商陷入拆迁难题可能走掉，而已被拆迁的居民等不来新居亦有动荡可能。困境中的纳雍县政府认为，拆迁是全县重点工作，干部们本应配合而不是成为阻力。“双停”文件也因此出台(7月30日《新京报》)。

　　据说，纳雍县是“参考借鉴了很多地方的规定，才制定这个文件的”。的确，从网络上搜索相关新闻，可以看到很多地方也在拆迁中使用了类似“双停”的手段。但是，别忘了，在搜索中除了能够搜到相关的做法之外，还能搜到舆论对这些做法的批评和质疑。其中，最主要的观点就是，这是责任的“连坐”，是对权利的干涉。为何纳雍县在出台此规则时，只看到了规定的先行者，而没有看到先行者所面对的舆论反响呢？

　　当然，纳雍县有自己的理由，“拆迁是全县重点工作，干部们就该配合去说服自己的下级和熟人，有血缘关系则更有说服的优势。”涉及旧城改造的拆迁自然是全县的重点工作，但是这个重点工作是否包括干部说服下级和熟人的内容呢？这个重点工作到底是有关部门的工作还是所有干部的工作呢？事实上，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下，拆迁归拆迁，拆迁有其制度路径，说服归说服，说不说服应取决于干部的意愿。在事关具体利益时，打出拆迁人人有责的口号，并不能理顺其中的关系。

　　“和‘嘉禾事件’完全不同，我们是合法拆迁，而他们是违法的。”这是纳雍县的第二个理由。其含义是，目的是正确的，手段上的问题就可以忽视。这样的说法好似是成立的。既然目的是正确的，既然当事人的利益已经得到了恰当的保证，那么使用“双停”的手段促进目的的实现就没有问题。可是何谓“连坐”呢？“连坐”并不是指目的不正确，“连坐”指的就是手段的不恰当。无论要实现的目的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使用“连坐”的形式都是对当事人权利的一种干涉。也就是说，目的的正确并不能赋予手段的合理性。“连坐”就是“连坐”，无论它用来做什么。

　　那么，对拆迁直接涉及的干部、职工是否能采用“双停”的手段呢？按理说，旧城改造与公共利益有关，干部和职工应起到带头作用。但问题是，如果他们不起带头作用，他们所要面对的处罚到底应该是法律的，还是行政的？在现实生活中，干部的身份也可以是多重的，当他们拒签时到底是以一个干部的身份，还是以一个被拆迁者的身份？作为干部，他们能否维护自己认为的必须坚持的利益？虽然，行政领域的“双停”可以起到足够的警示作用，但如果以上的问题不解决，干部们即使签了拆迁的协议，心中也难有认同感。

　　既然“双停”的做法涉及诸多现实问题，可见即使它在某些时候起到了快速的效果，这样的手段也很难说是破除拆迁困境的捷径。拆迁的确是一个难题，但正因为难在面对这一难题时，才更应该小心谨慎，坚持原则。这个原则应该是依法拆迁，当一个拆迁事件涉及了多方利益时，最好的方法就是诉诸法律，让法律决定到底该怎样办。与行政属性的“双停”相比，法律途径的解决方案更能够获得各方的认可。(乾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