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4日晚，一辆保时捷卡宴越野车在杭州莫干山路的爱心斑马线上，撞死了一名打工妹。次日下午，杭州警方召开新闻发布会，称经过抽血检验，肇事司机魏志刚的酒精含量为0.36毫克/毫升，属酒后驾车。

　　这是在杭州胡斌飙车撞死行人谭卓、成都孙伟铭醉酒驾车致4死1伤、南京张明宝醉酒驾车致5死4伤之后，又一起恶性交通肇事事故，而且，此次事故发生在杭州市第一条爱心斑马线上，这条爱心斑马线正是在5月7日胡斌飙车撞死行人案之后，警方特地设立的。

　　是什么让酒后驾车、超速行驶频频事发？是什么让我们的马路如此不安全？

　　许多人呼吁对恶性交通肇事者施以重罚。根据我国法律，交通肇事罪一般刑期为7年有期徒刑，加上因逃逸致人死亡的情节，最高可判15年。一系列肇事案件之后，“喊杀”之声汹涌，认为15年的最高刑期不足以威慑与预防犯罪，完全可以增加量刑幅度到无期，乃至死缓和死刑。

　　应该说，这是种思路。我国对某些交通违规行为的处罚确实过轻，比如酒后驾车，在美国、新加坡等地，一经发现无论有无造成事故，通常都会被判入狱。但在我们这里，多数情况下，交一点罚款，扣一点分，就能走人。抬升“犯罪成本”，至少在心理上，对“把汽车开成坦克”(杭州一节目主持人语)的“马路杀手”有震慑作用。

　　但“重典”是否能解决一切问题？且不说慎用死刑属当代司法理念，就以实践来说，我们不乏一些“重典”的先例，远有1997年原郑州市公安局二七分局局长张金柱酒后驾车撞死小学生案，近有成都孙伟铭醉酒驾车致4死1伤案，两人事后都被判以极刑。社会影响力不可谓不大，但这边孙伟铭案法锤刚落，那边马芳芳就在车轮下无辜丧生，不能不说是对过度迷信“重典”的警醒。

　　恐怕，我们需要反思的不止是法规的缺失。交通事故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避免，但谭卓和马芳芳这样在斑马线上被撞死的极端案例，在一些发达国家是很难想像的。去过欧洲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深刻印象：斑马线总是得到开车人的绝对尊重，汽车在斑马线前会放慢速度或停下，绝少有人按着喇叭，踩着油门，从行人身边呼啸而过。与其说这是法律的作用，不如说是整个社会对生命的敬畏与尊重：在道路上，与汽车相比，行人是弱者，应该受到保护，受到机器的尊重。在人车双方都遵守交通规则的前提下，行人及非机动交通应该得到更多的优先权。

　　反观我们这里，生命权力大于一切、人车互相礼让的观念，似乎并不被完全认同，“汽车优先”的影子仍随处可见：在道路桥梁建设上，人行道、自行车道被机动车道挤得越来越窄甚至消遁于无；在社会心理上，一些“驾车族”有着莫名的优越感和炫耀感，对速度过分追求，对生命无比冷漠……人车关系在我们这里也更紧张：在欧洲，有12%的交通事故死亡者为行人，美国是11%，而在我国，有数据显示超过25%。

　　更深具意味的是，当我们呼吁以“重典”治交通之乱，一些西方国家则倾向于公序良俗的力量。据德国媒体报道，欧洲一些城市和地区近年来尝试取消街上所有的红绿灯和指示牌，让司机和行人通过自我约束来维持交通秩序，真正做到友好相处。

　　像这样用道德的约束来解决交通问题，在人多车多的中国恐怕暂时还行不通，但让斑马线上血的悲剧不再重演，让出行对所有人而言都便捷、安全，是不是一部严酷的交通法就够了？中国上半年的汽车消费已经超过美国，暂列世界第一。在向“汽车大国”进发的征途上，我们应该拥有怎样与之匹配的交通文明与文化？这是值得所有人深思的问题。(尤莼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