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4日的暴雨让石家庄交通短时梗阻，成为这座城市地下排水系统超负荷的又一明证。行人趔趄跋涉，汽车在激流里抛锚，拥塞的人流冲击着城市的秩序底限。

　　下水道，除了概念中的狭窄、阴暗和肮脏，除了排水不畅时让人恨声不已，人们不会对这个隐蔽世界再有其他观感。但巴黎的下水道竟然是旅游景区，这对习惯于下水道在暴雨中梗阻的人们来说，实在是一种震撼。

　　似乎在我们的城市规划和建设者的观念中，下水道是城市功能最末端的附属，所以只按其均衡流量来规划设计，而没有考虑极端情况下的最高限量。至于当做旅游景区，恐怕想都不敢想。

　　常言道：一个家庭的卫生标准是厨房，一个单位的管理水平在卫生间。而下水道就是典型的城市后窗，对于这类隐蔽地下的系统，规划标准和建造质量在验证着决策者的前瞻高度。不仅石家庄，很多中国城市的下水道都在大暴雨中败下阵来，露出了难看的短板。

　　首先可以从社会体制中查找原因。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这是所有执政者的初衷。但限于任职周期，一任官员在一个地方执政仅四五年时间，这期间他们既需要为公众创造福祉，又要顾及行政系统的政绩考核，所以二者平衡后的结果就是先在地上做文章。高楼大厦，道路广场，此类改变显而易见，也容易博得上下各方的认可，因此，人们看不见的地下世界也就退而求其次了。公众要地上城市的光鲜，但也不希望城市地下是凑合状态，否则如同一个穿着名牌西装的流浪汉，往往在关键时刻露出本来面目。

　　其实，绝大多数官员确实秉承民生思维，在脚踏实地地建设城市。但排除其在任周期的干扰，我们的城市还是难以摆脱在短视的规划中修修补补的行为模式和惯性思维。放眼全球，中西方文化在客观上存在着巨大差异，在建筑上有非常明显的反映。古罗马竞技场的建成耗时80年；世界第一大教堂罗马圣彼得大教堂的重建历时长达120年。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没有的事情。西方历史建筑取材是石头，中国古典建筑是木结构为主。石头建筑历久长存，而木结构建筑则每每在战火中灰飞烟灭，从三百里阿房到万园之园的圆明园，无不如此。某些短视的文化遗传今日仍然在某种程度上左右着我们的思维方式，这也在根本层次上决定了城市建设者的视线边界。

　　我们善于在某些方面超越竞争对手，但经常是追上形式落下精神，光鲜的背后惯性地遗留着被遮盖的简陋，偶尔向欢呼的公众敞开不合时宜的一角。

　　对城市地下的忽略，虽然在传统文化和当今社会现实中，都可找到合乎逻辑的理论依据。但这绝非责任推脱的理由，在科技条件和观念都已经突破历史的今天，还让城市建设的某些功能停留在历史阶段，也无异于一种民生思维的缺位。(王丹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