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日，云南“躲猫猫”案开庭审理，狱警苏绍录因涉嫌“虐待被监管人罪”被起诉。据检方指控，苏曾对“20余名被监管人进行罚跪，并使用胶底布鞋抽打脸颊和用警棍殴打身体等暴力、侮辱方法进行体罚虐待。”苏并不回避指控，而是强调说，“对于有些怎么都不听话的人员，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以武力制止。”(8月7日《昆明日报》)

　　从中可以看出，苏绍录虽然认罪，却真觉得自己的行为并不罪恶，而是基于监室管理的需要、必须采用的方法。“打人是为了把监管工作做好”，这话引人深思。为什么一个国家公务人员，在实施暴力殴打、侮辱虐待这些人尽皆知的违法行为时，还能这般理直气壮？这股“凛然正气”，到底从何而来？

　　答案就在律师的辩护词和苏的辩解中。按律师的说法，苏“殴打的都是坏人里的坏人”，苏本人也辩解说，只有打骂，才能有效制服这些“坏人”。原来，他之所以施暴并坦然面对指控，根本原因在于，在他心中，看守所的在押人员都是“坏人”，甚至是“坏人里的坏人”。对坏人施暴，即使违反了形式上的法律规定，也没有违背作为狱警的他心中的“正义观”。

　　退一步讲，即使这并非苏犯罪时的真实想法，但能作为公开的辩护词和呈堂证供，当然是由于他和律师都认为，这些说法能获得普遍认同和公众同情，可以作为从轻甚至免罪的理由。这就把问题抛给了社会，看守所里到底关押了什么样的“坏人”？

　　根据我国的狱政管理体制，看守所的羁押对象，主要是处在侦查、预审、起诉、审判阶段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既然是嫌疑人和被告人，就说明无论是在事实上还是在法律上，他们是否违法犯罪，都有待法庭的最终判决。此前，任何机构和个人都没资格和权力，把这些被羁押者定义为犯罪意义上的“坏人”。按照现代法治理念，一方面，被关在铁门之内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与处在铁门之外的包括监管者苏绍录在内的每个人一样，在法庭宣判前，都应按无罪推定原则视为无罪公民。另一方面，即使是关押在监狱里的已经判决的罪犯，其不受人身伤害等基本人权也应严格保障。

　　在这个意义上，苏绍录的暴力和另一名被告李东明的玩忽职守，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一动一静，一个积极一个消极，但本质上都折射了同一种与现代法治理念相悖的“正义观”：涉嫌犯罪就等于犯罪，犯罪嫌疑人和罪犯一样都是“坏人”；而对“坏人”，无所谓人权保障。在这种“正义观”的支配下，为了搞好工作而教训“不听话的坏人”，于心无愧；疏忽对“坏人”的管理，放纵坏人之间“躲猫猫”，漠视其中的一些“坏人”被另一些“坏人”殴打，就是一种常态。就此而言，24岁的李荞明不是死于“躲猫猫”，而是死于个别司法人员这种有罪推定的“正义观”。

　　“没犯罪怎么会进看守所”？正是这种可怕的“正义观”，使本来仅仅负有监管责任的个别狱警，产生了暴力执法的欲望。这样，每一个人是不是“坏人”，在他涉嫌犯罪进入看守所的一刻起，就被这种“正义观”锁定了。也因此，在反思苏绍录等个别狱警暴力行为的同时，我们也希望，在苏绍录以犯罪嫌疑人的身份进入看守所的日子中，他不会被视作“坏人”、成为下一个死于这种扭曲“正义观”的李荞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