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国庆发长齐肩，精心烫过，还染了色。生活中的她，显得硬朗而利落。

　　1958年的国庆节，赵国庆出生在北京的一个普通家庭里。对她来说，50多年来，从柴米油盐到衣食住行，自己生活的点滴变化，就像从黑白电视到彩电，画面和色彩都越来越丰富了。

　　从赵国庆记事起，家给她的印象就是温暖的，但又是拥挤的。

　　“我们家姐弟5个，一家7口挤在一间小屋子里，每天脸碰脸、背靠背。”赵国庆回忆说，买什么东西都得排长队，买个瓜子都得用副食本，每年就盼着过年时能吃顿好的。当时邻居家有一台9吋的黑白电视机，吃过晚饭，赵国庆就和弟弟们搬着小板凳，跑到邻居家里看电视。

　　1978年，刚满20岁的赵国庆参加了工作，单位是西城区防疫站。“那个时候，人们对防疫没有明确的概念，觉得防疫就是杀‘四害’、灭蚊虫。”赵国庆自己也说不清楚当初具体做什么工作。

　　当时，赵国庆和同事们都是从附近各个街道招来的，没有任何相关专业的背景。防疫站的办公场所是一栋简陋的小楼，本来就狭小的院子里硬挤出一块地方，养起了实验用的兔子。

　　1984年，赵国庆结了婚。“我唯一的嫁妆就是一台‘无敌牌’缝纫机。”婚后，赵国庆和爱人挤在一间9平方米的平房内，公公只能在临时搭建的厨房里栖身。一想起当时住房的简陋、狭小，赵国庆至今仍感觉脊背发凉。

　　四合院里没有厕所，去最近的公共厕所也要走3分钟的路。最令赵国庆无法忍受的是，屋子里没有暖气，本来就无处立足的家里还得生个炉子。因为不会生火，炉子时着时灭，赵国庆为此没少抹眼泪。“就这样，冬天我在家还得穿大棉袄，有时候还得戴着帽子。”

　　住上宽敞明亮的楼房，成了赵国庆心里最大的盼望。1991年，单位给赵国庆分了一套过渡房，她高高兴兴地搬了进去。

　　没想到，好事接踵而至。2002年，赵国庆又得到一份大礼。“单位在昌平给我分了一套120平方米的大房子，光客厅就有20平方米，暖气、热水都有了，小区里还有绿地。”说起现在的大房子，赵国庆一脸满意的表情。

　　赵国庆还清楚地记得自己在新家过的第一个春节：宽敞温暖的客厅里，弥漫着饺子的香气，一家人坐在舒适的沙发上看着大彩电。而那台9吋的黑白电视机，已经走进了记忆。

　　虽然家离上班的地方远了，但赵国庆一点也不担心。“现在交通多方便啊，地铁、公交哪儿都能去，想想原来那会儿出趟门不容易，多近的地方都得倒几次车。”

　　工作环境的变化，也让赵国庆充满骄傲之情——原来的西城防疫站改成与国际接轨的西城区疾控中心。“现在的办公条件比原来好多了。人们也逐渐意识到，预防其实应该比看病更重要，疾控越来越受重视了。”

　　近两年，赵国庆所在的单位进了很多年轻人，全都是医学或者相关专业的大学生、研究生。政府加大了投入，检测设备更新了，工作分类也更加细化，单位去年还参加了北京奥运会的公共卫生保障。

　　生活中的赵国庆喜欢旅游，单位每年都会组织职工去各地游玩儿。赵国庆拿出一摞相片告诉记者：“九寨沟的、大连的……真没想到，这次还能有机会去香港。”

　　因为名字，赵国庆容易被误认为是男士，常常被写成“先生”，她曾经一度想改名。“但现在不改了，而且觉得这名字给我带来很多幸运。每年过生日，别人都不忘给我发个短信、说句祝福的话，不就因为我和祖国是同一天生日嘛。”(记者 崔丽 实习生 欧阳骆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