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16岁时由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点名调到总政任青年部部长。到总部工作后结识了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周伯伯长父亲18岁，对父亲的工作十分支持。1933年召开青年工作会议，中央首长全来了，周伯伯讲话时，突然有六架敌机出现在会场上空。周伯伯抬头看见几颗炸弹当空坠下，他大喊一声：“卧倒！”伸手将父亲按倒在自己身下。炸弹在不远处爆炸，父亲安然无恙……

　　患病期间，呕心沥血谱写《长征组歌》

　　全国解放以后，父亲长期担任军委总部的要职，超负荷的工作，使父亲终于累倒了。1964年2月，父亲得了严重的肝炎。在总理和军委秘书长罗瑞卿的命令和安排下，由我的母亲陪同他到杭州养病。

　　当时全国正准备庆祝中央红军长征胜利30周年的纪念活动，许多单位约父亲写有关长征的作品。父亲也早就有讴歌长征的冲动，眼下又有了空闲时间，于是，父亲决定用组诗的形式来写。

　　从9月到11月，父亲把全部精力投入到“长征组诗”的创作中，在这两个月时间里，父亲的转氨酶增高了四次，体重减了好几斤，这是一部名副其实的呕心沥血之作。

　　这期间我从北京飞到杭州探望父母，当父亲把部分手稿交给我阅读时，我发现手稿的字里行间满是泪痕，我被深深地感动了，我知道父亲对长征的深深情结。

　　父亲将刚创作完成的“长征组诗”分送中央和军委的领导，总理第一时间仔细阅读，随即给父亲打电话：“肖华同志啊，你为党、为国家、为人民、为子孙后代做了件大好事，我谢谢你。”在电话的另一边，父亲拿着话筒激动得久久说不出话来……

　　总政将组诗谱曲的任务分别下达给总政文工团和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当总理听说战友文工团在排练《长征组歌》，驱车前往，并对排练的演员们讲，你们要用肖华主任写“长征组诗”的精神来排练《长征组歌》。总理先后看了十七次《长征组歌》，他能一字不落地唱下全部歌词。

　　1965年“八一”建军节，《长征组歌》正式演出，连演30余场，场场爆满，很多老红军满含着热泪看完演出，仿佛又走了一次长征路。从此，史诗般的《长征组歌》成为中国音乐史上一部不朽的经典作品。总理在弥留之际，还想再听一遍《长征组歌》……

　　十年浩劫，《长征组歌》也像他的作者一样，遭到不幸。小平同志复出后，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复排《长征组歌》，这才有了经过父亲修改歌词的1975年版《长征组歌》。

　　时间已经过去30多年，今天回想起来，我还是喜欢1965年版的《长征组歌》，它更真实地反映红军长征的全过程。

　　父亲从不打骂孩子，空闲的时候，家里总是充满歌声

　　我们这些北京的“高干子弟”都有共同的体会，那就是父辈很少给我们说教，讲大道理。原因是他们没有时间，繁忙的工作使我们见一面都很难，其次是父辈更注重身教。父亲白天在总政机关上班，晚上常被主席、总理或军委其他首长找去谈工作，每天工作16小时以上。

　　父亲对家庭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我的母亲王新兰是个红军时期的干部，抗战时期已经是正团职。实行军衔制时，按资历应评为副师大校军衔，由于父亲的干预，她只被定为正团上校军衔。日后，我母亲多次放弃升迁、晋级的机会。

　　在我们的眼中，父亲永远是年轻、乐观、有朝气、有激情的人，他和孩子们是朋友，从不板起面孔说教，也从不打骂孩子。当他有空闲时，家里总是充满歌声和笑声，他带领孩子们一起参加文艺、体育活动，一起走访总政机关基层干部、普通职工的家庭……

　　父亲多才多艺，他会吹号，弹月琴，弹钢琴，书法也不错……可惜的是，他的空闲时间太少了。他常常会把空闲时间用来读书，他读书的兴趣广泛：古书籍、诗词、马列经典著作、历史和文艺理论……战争年代他的马背上驮的不是生活用品，而是书籍，只要有时间，他会废寝忘食地啃书本，他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上过正规学校，几次申请得到机会都因为要派他执行新的任务而放弃了。所以，当我考上清华大学，父亲郑重其事地召开一次家庭会议，他说：“我们家祖祖辈辈没有人上过大学，你要珍惜这个机会。”并与我约法三章：学习上要高标准要求自己；生活上要低标准，要向工农子女看齐；大学期间不准谈恋爱。

　　父亲对我——他的孩子中唯一的“男子汉”要求更严格一些。我们这些子弟常听到的两句话就是“夹着尾巴做人”和“艰苦朴素”。我从小就不爱穿新衣服，所以常来我家的肖劲光伯伯给我起了个外号“贫雇农”。我在大学一年级入党时，父亲送给我的礼物是一个红色笔记本，在扉页写下：“做毛主席的好学生！”几个大字。

　　父亲待人厚道重情义

　　当他的老部下、老警卫员、老马夫……来到北京，父亲总是亲自安排他们的衣食住行，安排他们参观北京，和他们拉家常，临走他总会送上钱物(当然是他自己的工资)，送他们到车站。

　　父亲对老同志、老战友，特别是老红军和有才华的人更是照顾得无微不至。即便他们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父亲也会尽量照顾他们的生活，安排好他们的子女，并实事求是地对他们功过给予正确的评价。

　　每当我放学回家，闻到一股米粉豆腐(这是我老家的特色菜)的香味的时候，我就知道一定是哪个大军区的司令、政委伯伯又来我们家了。这些老同志，不管他们是哪个“山头”的，父亲总会把他们请到家里来，他们也都愿意到我们家里来，可以毫无拘束地向父亲反映部队现状，谈自己对部队建设和对上级领导机关的意见和建议。父亲总是耐心听取他们的意见，并拿到军委会议上去研究落实。

　　父亲不喜欢江青，但对于主席前夫人贺子珍却完全不一样，对这位革命“师母”非常尊敬，解放战争期间，贺子珍带着女儿从苏联回国来到哈尔滨。当时很多从延安过来的老同志碍于江青的面子，不敢见贺。贺的生活也安排得不好，父亲当时任一兵团政委，正在前线指挥围困长春。他刚从前线回到哈尔滨就

　　带上后勤部长探访贺子珍，亲自安排她的衣食起居，并把自己的工资留给她。

　　父亲吃饭从不挑剔，从不浪费，有时刚来的战士把米饭做生了，他也会津津有味把饭吃完，也不会去批评战士。在三年困难时期，父亲总是把好菜好饭留给孩子们吃，而他吃最少的一份。父亲不吸烟，不喝酒，偶尔醉一两次，也准是和老战友聚会。

　　病榻上父亲还在酝酿机构改革的设想

　　1983年，父亲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分管政协提案等工作，父亲又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新的工作中去。1984年父亲深入工厂、院所、城镇调研，把自己的想法写成报告呈中央领导，他是老一辈革命家中最早提出搞市场经济的人之一。

　　1985年4月，父亲已经病得很厉害了，仍不顾家人劝阻，忍着病痛，坚持参加政协会议，因为胃癌的扩散，堵住食道，父亲一吃东西就打嗝，为了不影响其他同志开会，父亲干脆不吃东西，坚持把会开完。

　　父亲住院时，已是癌症晚期了，他预感到自己时间不多了。病中他撰写了纪念牟宜之的文章“有功岂必书之碑”，对这位曾经是国民党的县长，曾经为八路军抗日作出重大贡献，后在父亲的感召下，参加革命的同志表示了深深的怀念。他还为《长春起义》一书作序。他躺在病床上，脑子里翻腾着关于机构改革的设想，病痛使他无法伏案执笔，他便口述，请身边的工作人员把他的想法整理成文，呈中央领导阅。在这篇文章里，父亲分析了现存体制的弊病，得到有关领导的高度评价。

　　他在弥留之际，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伯伯匆匆从新疆赶回北京，并急赴医院，俯身对父亲深情地说：“你一生为党、为人民付出了一切，党和人民永远也不会忘记你。”父亲对耀邦伯伯说：“谢谢党和总书记对我和家人的关心。”最后父亲对301医院的护士同志们说：“你们下去休息吧，我这里不要紧……”他嘱咐亲属，对即将召开的党代表大会表示拥护和祝贺……

　　1985年8月12日，父亲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享年69岁。（肖云）

　　肖华生平简介

　　1916.1.21-1985.8.12，江西省兴国县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共青团兴国县委书记、团政治委员，红军总政治部青年部部长，少共国际师政治委员等职。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司令员、八路军115师政治部主任等职。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政治委员、第四野战军特种兵司令员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空军政委、总政治部副主任，总干部部副部长、部长、总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等职。

　　1975年起，任军事科学院第二政委、兰州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第八、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

　　作者简历

　　肖云，肖华同志之子。1946年2月生；毕业于清华大学；“文革”中当过炊事员，建筑工人，毕业后分配张家口铣床厂，担任工段长，车间负责人；1975年入伍在海军航空兵，历任助理员，科长，处长；1988年授予上校军衔；1989年转业下海，任公司总经理，董事，副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