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更彻底地改革公车管理体制，杭州市正准备在局级领导干部中探索“包干使用”的车改模式：本人不领车贴，所有公务用车由公车服务中心提供。社会舆论质疑：这是否意味着杭州车改出现回潮？(8月11日《法制日报》)

　　杭州公务车改革3个月以来，21个市级机关车改节省费用近三分之一。正在舆论普遍为之叫好，甚至呼吁大面积推广之时，新的车改模式已呼之欲出。

　　对于“包干使用”的新车改模式是否是改革回潮的舆论质疑，杭州市发改委副主任、车改办主任何新根解释说，这是“对发车补方式的补充”，一方面公车使用范围不包括上下班，严格限定在公务活动范围内；另一方面，单位不配车，用车由公务服务中心提供；车辆不固定，而且用车情况都有记录，便于监督。

　　这个解释不是没有道理。从理想的角度说，严格控制公车使用范围，并将使用权和管理权分离，确实可以解决车改之后人们普遍担忧的行政效率不高，以及车补过高的现实问题。但是一项改革的优劣能仅从理想化的角度来考虑吗？

　　很明显，因为“公务活动”本身的不确定性，所谓“严格限定”根本无从谈起。而负责提供用车的公务服务中心是一家行政事业单位，正如一名机关驾驶员所质疑的，“让合同工举报局长公车私用可能吗？”倘若决策部门对这一车改模式有着足够的信心，为何不在更大范围内实行，而偏偏选择了资源调动能力强，又相对不易监督和约束的局级领导干部？

　　公车货币化改革纵有再多缺点，但有一点是可贵的，即它的刚性，不留一丝可以人为操纵的弹性空间。也正因为如此，公众才会在肯定车改意义的前提下，宽容了车补分配的实质不公平。从这个意义上说，“包干使用”即便与车改在内容和形式上有略微的不同，但终归换汤不换药。而且，把改革的主导权交还给了既得利益者，这是不是一种退步呢？(吴龙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