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经济和科研实力的增强，以及海洋利益逐渐成为核心国家利益，我国海洋科研已到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阶段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杨金志 裘立华 董振国

　　一批长期从事我国海洋科研的专家向《瞭望》新闻周刊表示，我国航天领域有“神舟飞船”、“嫦娥工程”，海洋科研还缺大项目支撑。随着我国经济和科研实力的增强，以及海洋利益逐渐成为核心国家利益，我国的海洋科研已到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阶段，需要上更具有全局性的大项目，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整体战略。

　　建议实施“南溟计划”

　　多位受访的科学家表示，只要我们抓住时机，通过科学大计划整合投入，准确选择关键性海区和科学问题，就能实现跨越式发展，到2020年成为与美、日、欧鼎足的海洋科研大国。

　　中科院院士、同济大学海洋地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汪品先建议，我国应抓紧制定2010年到2020年深海科研计划，重点是南海、国际公海等海域。可以像“嫦娥工程”那样，给我们的深海科研冠以“南溟计划”这样响亮而简洁的名称。目前有两大基础项目可抓紧实施：

　　一是“中国海底观测系统”。计划在我国海域铺设由光缆联网的海底观测站，对海底物理、化学、生物、地质进行长期连续的实时观测，为国家环境、资源事业服务。工程可在10年内分三期建设，首期铺设从长江口到春晓油气田的网络，二期建成南海北部观测网，三期建成我国全海域的海底观测网。

　　今年4月，由汪品先领衔的中国第一套海底观测组网技术系统已在东海成功运行。系统实现了能源的长期自动分配供应、仪器的控制、数据的实时采集、网络传输与可视化管理。汪品先说，海底观测系统是近年来美、日、欧的海洋科技发展热点。美国在冷战后开始海底观测系统建设，于2007年制定包括区域、近岸和全球三大系统的网络建设计划。目前，西方各国受财政困难影响，观测网建设进程放慢。我国应抓住契机，加快实施这一项目。

　　二是“南海深部研究计划”。南海是全球低纬度地区最大的边缘海，也是我国管辖海域的主要深海区，具有重要的战略、资源意义。“南海深部研究计划”包括三个方面：南海洋壳和深海盆演化、深海沉积学、深部生物圈和生物地球化学。汪品先说，“南海深部研究计划”可倡导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南海周边国家科学家参与，促进大陆和港澳台科学家合作，还可与“大洋钻探计划”等国际项目衔接。

　　海洋科研须把握大势

　　目前，我国已有一些科学家开始倡导海洋科研国际合作项目。中科院院士、青岛海洋研究所海洋物理学专家胡敦欣从2007年起倡导有美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参加的“低纬度西太平洋环流系统与暖池低频变异”项目，现已申请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973重大项目。

　　胡敦欣对本刊记者说，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参与由美国组织的热带海洋与全球大气研究计划，与他国科学家一起进行世界大洋环流实验。1986年，以胡敦欣为首的中国科学家发现“棉兰老潜流”，这是中国人发现并获得国际承认的唯一大洋环流。

　　“那个时候我们国家还不富裕，但还是勒紧裤带参加了”，胡敦欣说，“这是因为，包括大洋环流、海水‘盐温深’在内的海洋物理，对船舶航行等海洋行动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进入90年代后，美国海洋科研的重点从大洋转向近海，不再继续大洋环流实验。胡敦欣说：“美国的科研重点转变，是服务于其战略扩张态势的。冷战结束之后，美国在大洋受到的威胁减少，其军事影响力抵近他国近海，集中关注包括我国沿海在内的全世界12个近海区域。美国所谓的近海就是别人的家门口，近年来美军科考船在我海域活动频繁就是明证。”

　　胡敦欣认为，中国海洋科研一定要把握大势，赶快从近海进入大洋。具体而言，我们的海洋科研可以从西太平洋起步。

　　建立“公管共用”机制

　　海洋科研界人士认为，当前我国实施海洋科研大项目，一定要创新科研体制，打破以“部门所有制”为特征的低水平重复建设，建立重大科研设备的“公管共用”机制。

　　中科院院士、青岛海洋研究所原所长、87岁的刘瑞玉说：“海洋科研上大项目要动员全国力量。我国搞‘两弹一星’的时候，就是打破部门、系统界限，把全国最优秀的科学家集中起来，全国一盘棋攻关。”他说，即使在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阿波罗登月计划”这类重大战略科研也是由国家统筹。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是大协作，重大海洋科研一定要由国家牵头，各个部门、研究机构系统协调发展，有计划、有步骤实施。

　　受访的海洋科研专家建议，要以综合性、跨学科的科研基地为基础，尽快建立科考船、深潜器等重大设备的“公管共用”机制，既提高设备使用效率，又营造各个学科大协作的氛围。

　　中科院院士、青岛海洋研究所原所长秦蕴珊说，日本海洋研究开发机构(JAMSTEC)是一个开放型、技术型的平台，世界最大的5.7万吨“地球号”科考船、“深海6500”深潜器等设备都集中于此。这家机构接受科学家的研究申请，统筹安排科考船、深潜器等设备的应用，这方面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