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背景：据8月25日《燕赵晚报》报道，日前，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以红头文件的形式，明确干部提拔任用必须就其家庭美德表现分别征求其所在单位、村(居)委会和家庭成员的意见。子女在中小学就读的，还将征求其子女所在学校的意见。征求意见的内容主要包括拟提拔任用干部孝敬老人、夫妻关系、教育子女、邻里关系、与外界交往等情况。

　　在干部提拔使用问题上，“德才兼备”是必须坚持的一条原则。然而，由于“德”的标准不易量化，传统的干部考察，通常是通过在干部工作圈内对其进行民主评议来衡量其道德水平，极少把考察的触角伸向生活圈和社交圈。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出台新规，干部提拔任用须先过“家庭美德”关，把考察的触角延伸到了干部的生活圈。这一做法能否有效地把好干部提拔任用关?是否有助于干部廉政勤政?8月31日，记者采访了家庭廉洁教育专家、中国妇女报社女性与廉洁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禹燕。

　　记者:为了提高选人用人的公信度，各地出台了不少规定，如干部提拔前，要先过纪检监察部门“审查关”、廉政测试关，而秦皇岛市海港区的做法是要过“家庭美德”关。对于这一做法你如何评价?

　　禹燕:对拟提拔任用干部进行家庭美德考察，可以说是完善干部选拔制度的有益尝试。家庭美德表现是一个人道德修养的基本体现，一般来说，一个“老吾老”的人往往能“以及人之老”，“幼吾幼”的人也常常能“以及人之幼”;一个忠实婚姻的人也能抵御各种不良诱惑。所以，把家庭美德表现作为考察干部“德行”的一个指标，从理论上讲是可行的，也是可信的。但如何使其在实际操作中“可行”，并最终得到“可信”的结果，确实还面临许多难点。

　　记者:每个人的立场、价值观、明辨是非能力等均不尽相同，要想达到对干部家庭美德表现的考察既可行又可信，你认为在实际操作中应注意哪些问题?

　　禹燕:尽管价值观不同，评价标准有异，但对于基本的道德规范还是有普世的认同标准的。要使对干部家庭美德表现的考察既可行又可信，关键是要解决好两个问题。第一，向谁征求意见更“可行”，即工作重点如何确定?如果征求单位的意见，难点在于家庭生活的私密化程度越来越高，个人生活几乎已成组织考察盲区;如果征求子女学校的意见，子女的表现或许能折射家教的现状，但学校又如何判断家教的得失与父母的关联度呢?相对而言，家庭成员更了解实情一些，但中国历来有“为亲者讳”的文化传统，即便拟提拔者存在不孝不慈、背叛婚姻等问题，家庭成员出于利益考量也未必据实以告。尽管如此，有的放矢还是比无的放矢要好。所以，重点还是要抓住拟提拔者的家庭成员，同时不可忽略的还有其社交圈中的“密切接触者”。

　　第二，确定重点对象后，如何考察才能得到相对“可信”的信息?一方面，考察的方式要有创新，也就是要有好的测试设计。如果被调查者回答的问题均为是非判断，肯定会遮蔽、过滤一些负面信息。因此，调查设计应以心理测验为参考，以象征性的问题提问，并由专业人员作出合理分析。另一方面，考察的时机要选择好。考察是日常化还是特定化?如果只是在选拔干部的特殊时期对拟提拔对象进行考察，肯定不如日常化的考察更具真实性。

　　记者:将家庭美德表现列为考察范畴，应该算是对干部“八小时之外”的监督，这样做能否促进干部廉政勤政?

　　禹燕:将家庭美德表现列入考察范畴，肯定能促进干部勤政廉政。一方面，这对干部本人是一种善意的提醒和监督，另一方面，这对与干部关系密切的亲友也是一种自我教育，不仅能增强其廉洁意识，也能进一步促进干部本人廉洁从政。说到底，一个国家公职人员的廉洁，有赖于整个社会的廉政文化建设。

　　我想，不仅要对拟提拔干部进行家庭美德表现的考察，也要对已经提拔的各级干部进行这方面的考察。关键是我们的制度设计既要有章有法，也要合情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