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统区复杂险恶的环境下，南方局的工作很艰巨，要求每个工作人员不仅有坚强的革命意志、高度的组织纪律性，还要有一丝不苟的工作精神。为此，周恩来对大家严格要求，耐心教育。

　　几位老人回忆说:我们初到周副主席身边，他给我们印象比较严肃，无论大事还是小事都严格要求我们，可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对周副主席有了进一步了解，觉得他不仅严格要求我们，更耐心教育我们。他严中有爱，亲切感人，是循循善诱的恩师。

　　吴宗汉老人讲了这样两件小事:

　　周副主席对我们要求很严，无论工作还是回答问题，都要求准确无误，他总是从日常生活中教育我们。

　　一次，周副主席让我派人送一份文件。这个文件很急，我立即去办。过了一会儿，周副主席问我:“小吴，你派的人走了没有？”

　　“走了。”

　　“走了多长时间？”

　　“老半天啦！”

　　“老半天是多少？一天有几个老半天？你不看看时间就随便说，没有准确性。”

　　我无言以答，面红耳赤。是呀，“老半天”这三个字我不知说过多少回，可它到底是多长时间，我也不知道。

　　周副主席莞尔一笑，语气温和地说:“时间的概念很重要，尤其是在战场上，一分一秒都不能差。我们在国统区工作也是这样，无论说话还是办事都要有准确性。”说完，他亲切地望了我两眼。这亲切的目光扫去了我的尴尬，我被他批评得心里热乎乎的。

　　重庆谈判时，毛主席给一位知名人士发寿电。周副主席把拟好的电文交给办事处一位同志承办，这位同志文化水平较低，电文中有两个字看不懂，就擅自抹掉了。他发完电报回来，向周副主席做了汇报。周副主席一听急了，大声说:“毛主席的文章，我都没有权力改，你竟抹掉两个字！看不明白可以问别人嘛，赶快再重发一份。”他立即去办，然而邮局不同意，最后只好在电报的后面加上抄稿人有误。

　　事后，周副主席以此教育我们，他语重情长地说，我们对毛主席的文章要认真负责，对党的文件也是这样。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每项政策、每个策略都是通过文件形式传达的。如果文件中有一字之差，将给党的事业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失，所以，我们在起草或传达文件时，不准许有一字纰漏。

　　周副主席这段教诲，我受益终生。

　　日本投降后，毛泽东主席代表党中央于8月28日来到国民党陪都重庆，与国民党政府谈判，商议建国之大计。

　　周恩来作为我党重要的谈判代表，在谈判桌上与国民党代表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在谈判桌下，他不仅配合毛泽东做了大量工作，还“担任”了毛泽东的忠诚卫士。

　　当年作为副官跟随毛泽东到重庆的蒋泽民老人回忆道:

　　毛泽东到达重庆的当天晚上，蒋介石在他的别墅——山洞林园宴请中共代表。宴会结束后，蒋介石挽留毛主席和周副主席，把他们安排在林森公馆。为保证毛主席的安全，在毛主席还没有到房间休息之前，周副主席就安排龙飞虎、颜泰龙到房间检查，一再叮嘱，要认真查看，不能有半点马虎。他俩检查完，向周副主席做了汇报。周副主席还是不放心，怕他们粗心，又亲自到房间查看。他把每个角落检查一遍后，又蹲到床下看看，在床上拍拍，把枕头拿过来摸摸，再到椅子上坐坐。直到认为万无一失，他才让毛主席进来。毛主席住下后，他立即指示身边工作人员，屋内不准离开人，外人不准进来。

　　第二天晚上，毛主席回到红岩办事处。办事处的同志们举办了热情洋溢的欢迎晚会。会后天已经很晚了，周副主席又召集我们工作人员和警卫人员开会。他说:“毛主席接见的人很多，来往的人又很频繁，有的我们认识，有的我们不认识。外面有公开看着我们的人，桂园门口交给人家不行，不让人家管也不行，来人就不要到传达室里登记了，要登记就在会客室登一下就行。门口传达室有宪兵，他们每天就是观察来往行人的，还要天天向宪兵司令部汇报。为此，我们外出时间要掌握好，不能过早告诉去哪儿，只说出门就行，临走时再说去什么地方。”

　　周副主席最后强调，“一定要保证毛主席的安全，要让毛主席吃好、睡好，有个安定环境，同时要做好宪兵和国民党派来的司机们的工作。

　　谈判期间，毛主席、周副主席、王若飞、胡乔木及随从人员基本上住在红岩办事处的二楼，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的房间是对着的。每天晚上，周副主席陪着毛主席回到办事处，先向毛主席汇报当日谈判情况，与毛主席一起分析研究谈判中的问题，预示发展的局势，制定有关方针政策。然后，他回到自己房间，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起草电文，把电文交给负责机要的童小鹏，发往延安和解放区。最后，他还要在灯下安排好毛泽东翌日的活动，接见谁，拜访谁，参加什么座谈会，谁陪同、谁警卫等，都详细列出，一直忙到深夜，有时通宵达旦。

　　为了让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吃好、睡好，周恩来指示办事处的同志们做了周密安排。几位老人做了如下回忆:

　　办事处把李泽纯副官抽出来，负责毛泽东的伙食。毛泽东喜欢吃辣椒，李泽纯就让食堂每天给毛泽东做一个可口的辣椒菜。遵照医生嘱咐，毛泽东临睡前要洗一个热水澡，李泽纯准备了一个铁皮澡盆，专供毛泽东用。

　　毛泽东尚未到重庆，周恩来就在电报中指示办事处长钱之光，要为毛泽东准备好衣服和鞋。毛泽东来后，钱之光把这个任务交给照顾毛泽东生活的刘昂。刘昂怕简朴惯了的毛泽东拒绝，就趁他熟睡后，让工作人员悄悄取出衣服和鞋，量好尺寸，送到服装店。这样，给毛泽东做了一套合身衣服，刘昂又给毛泽东买了一双轻便布鞋。

　　为了不影响毛泽东休息，在三楼值班的机要人员都脱去皮鞋，穿上布鞋，或者打赤脚。周恩来和大家一样脱掉鞋，仅穿着袜子走路。

　　桂园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长张治中的公馆，为了两党谈判，张治中将其腾出来，作为我党对外的办公点，毛泽东白天活动时间大部分在这里。这里也是国民党明面上保卫暗中监视的地方，是保卫工作的重点。当年负责桂园保卫工作的朱友学老人回忆道:

　　桂园的保卫工作由国共两党负责，以院墙为界，院墙以内由我们负责，院墙以外由国民党派来的宪兵负责，称为特别警察。这些宪兵都是经过特殊训练的特务。

　　一般情况下，每天下午毛主席都到桂园办公。毛主席到来之前，周副主席总要先检查一遍，认真询问我们，保卫工作怎样，卫生打扫得如何，主席喝的水、吸的烟准备好了没有？待一切完好后，他才去接毛主席。临行前他经常叮嘱我们，除了毛主席随身警卫外，你们几个不得离开房间，一定注意主席的安全。

　　一天下午，民主人士沈钧儒、章伯钧到桂园拜访毛主席。毛主席很高兴，与他们畅谈目前时局和谈判情况，最后又热情地留他们共进晚餐。沈钧儒和章伯钧欣然答应。由于事先没有做准备，我们马上去请示周副主席。周副主席说:“你们可以到外面去做，但必须安全。”

　　我们立即派人到冠生园，亲自看着大师傅洗菜、切菜、炒菜、做饭，不放过任何一道环节。我们把做好的饭菜端回桂园，周副主席不放心，轻声说:“你们先不要给主席端去，放这里让我尝尝，这可非同小可，别说意外，就是主席吃了消化不好也不行啊！”说完，他拿起筷子，把菜夹起一点儿放进嘴里细细品味；他又夹起饭放到嘴里嚼嚼，看饭硬不硬。最后他认为满意，才准许我们把饭菜端给毛主席和客人。

　　还有一次，毛主席要理发，桂园没有理发师。周副主席征询我的意见。我说:“外请理发师，都不是我们自己人，这刀举在头上……”

　　周副主席沉吟片刻说:“得想想办法，既要理发，还要保证毛主席的安全。”

　　我们遵照周副主席指示，把理发师请来。我们三人站在旁边，看着理发师给毛主席理发，虽然表情依旧，可那六只眼睛紧紧盯着理发师的手和他手里的剃头刀。

　　毛主席坐在那里谈笑风生，和蔼地问我们是哪里人，什么时候出来的，念过书没有，和我们拉着家常。我们一边回答，一边关注理发师的一举一动。待毛主席理完发，我们紧张得出了一身汗。

　　在桂园，毛主席接待了大量民主人士和国际友人，有时候一天多达二十多人。为防止坏人乘机钻空子，周副主席指示我们，凡是有人要见毛主席，无论是谁，都要先报告给他，由他详细审查，具体安排，不能有任何疏忽。

　　在那四十多天里，周副主席每天不知要处理多少大事、小事，常常通宵达旦。毛主席忙，周副主席更累，事无巨细，件件都得操心。

　　每当回忆起这段历史，这些当年的工作人员们，都能深切地感觉到周副主席对中国革命的满腔赤诚。(吕荣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