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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子年金宝曾这样评价父亲：他之所以出名，是碰巧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都在找致富商贩的典型，碰巧让年广九撞上了

　　本刊记者/孙春艳(发自安徽芜湖)

　　在安徽芜湖最繁华的中山路步行街上，与周边大楼林立、装修考究的店铺相比，年广九“芜湖市傻子瓜子技术有限公司”的三层白色小楼，显得低矮而破旧。

　　店面正中的墙上，挂着《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1页对“傻子瓜子”问题的评价：“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很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100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

　　从偷偷摸摸卖瓜子的小商贩，到成为中国最早百万富翁之一的“傻子瓜子”创始人，年广九三次入狱，三次被邓小平点名。年广九命运的起承转合，暗合着中国私营经济发展的进程。

　　快到70岁的年广九，如今并不愿退休。他一手创立的“傻子瓜子”品牌，10多年深陷家族纷争中不能自拔。2007年，年广九宣布重出江湖，誓言夺回商标，大干20亿。

　　“我没老，我要是大干，谁也干不过我！” 年广九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这句话时，带着大金戒指的手在空中用力一挥。

　　浓重的芜湖口音，震得整个房间嗡嗡作响。

　　文革中的营销经济学

　　2009年7月31日早8时，《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走上了年广九的办公楼。狭窄陡峭的楼梯二层台阶上，不到40平方米的地方摆满了大装的瓜子和干果的盒子，手工封袋的老旧机器立在房间正中。三楼门口的晾衣绳上，则挂着小孩的衣服；椅子上放着换下来的衣物。年广九的家和办公室，就安置在这里。

　　办公室里，只有两张盖着塑料布的麻将桌，和十几把破旧的凳子。72岁的“傻子”年广九，梳着齐整油亮的老式大背头，正点着烟悠闲地踱来踱去。

　　在上世纪80年代就赚到百万的年广九，对自己的办公环境似乎颇为满意。他说：“我喜欢打麻将，没事的时候朋友会聚在这里打上几圈。”他对办公室需要讲究的说法也不以为然：“秘书、办公室主任、财务、出纳、仓库保管⋯⋯通通都不需要，有事打个电话我一个人就全办了。只有能力差的人，才需要那么多人辅助。”

　　与秉承“遇事虚怀观一是，与人和气誉群言”的徽商不同，年广九的骨子中多了几分“霸气”。正是这种“谁与争锋”的霸气，让年广九在跌宕起伏的人生中造就了财富，也招来了“麻烦”。

　　出生在安徽省蚌埠市怀远县年家村的年广九是家中的独子。因出生在1937年的“三九寒天”，本辈泛“广”，而被父亲取名“广九”。因淮河多发大水，5岁的时候，年广九随父亲逃荒到了黄山脚下，靠讨饭为生。

　　少年时期的年广九，跟随着父亲辗转到了芜湖。父子俩开始了沿街叫卖的生活。1963年，父子俩靠贩鱼、卖水果为生已经10多年。那时经济困难，囤积居奇、买空卖空的活动逐渐增多。1963年，国家严厉打击“投机倒把”行为，当年共查处“投机违法”大小案件5800余起。在这一年，年广九也因投机倒把罪，而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出狱后，年广九恢复了自己的水果摊生意。并在当时芜湖市政府所在地的繁华路口，支起自己的小篷子，放着录音机叫卖。生意出奇的红火，苹果那时一毛钱一斤，他一天的收入竟是10多元，几天的生意所得，就赶上一个普通工人一个月的收入。

　　好景不长。1966年“文革”开始，年广九再度以“牛鬼蛇神”(比喻邪恶丑陋之物。在“文革”中，成为所被打倒、“横扫”的无辜受害者的统称)的名义被抓。

　　一年之后，再度恢复自由之身的年广九已届三十。年广九开始琢磨着更长久的生意。这时，他看中了炒瓜子行当。他先后跟随熊、张、王、马等多位师傅学习炒货。他对自己的评价是，“聪明”，“会看师傅眼色”，会“偷师学艺”。他还专门跑到上海、苏州和北方的城市研究当地的瓜子。取经回来的年广九炒出的瓜子，粒大籽满，味道甜中带咸，咸中有辣，兼有草药芳香，令食者拍手叫绝。

　　文革时期，由于天天还在抓“倒买倒卖”，年广九只能把瓜子包成小包，藏在大衣兜里偷偷地卖。每到晚上，当人们聚集在一起看电影的时候，他就穿梭在人群中，一晚上多时能卖20斤瓜子。他也经常被抓，但放出来后，他就再接着卖。

　　“啥叫经济学？我是从实践中得来的。低价买进，高价卖出呗。你们文化人精通笔杆子，我没文化，可精通商业。”年广九说起这段历史时，眼睛乐成了一条缝。

　　文革后期，小商贩的经营活动氛围渐渐宽松。年广九看中了芜湖中山路道口巷口的闹市，一辆旧板车，开始摆起自己的瓜子生意。因为总是多送顾客瓜子，年广九被人喊作“傻子”。他干脆就给自己的瓜子起名为“傻子瓜子”。很快，“傻子瓜子”迅速行销到江、浙、沪市场，迅速冲击了此前占据半壁江山的国营“迎春瓜子”品牌。由于年广九的致富效应，芜湖同期，一下子出现了60多家瓜子企业，被誉为中国的“瓜子城”。

　　面对竞争，年广九主动降价，把炒瓜子的价格从每斤两块四降到一块七毛六。当时他的大儿子年金宝质疑父亲的做法，认为这是“赔本赚吆喝”。但这种薄利多销的策略，却是最实际的市场经济学。买瓜子的人蜂拥而来，店门口两排队伍，经常排到一两百米以外。

　　“傻子”确实生财有道。“我1976年的时候就赚了100万！”年广九回忆道：“多数都是几毛的，最大是10元的，因为不敢存到银行，搁在家里阴雨天都发霉了，只好天好时拿到院子里晒晒。”

　　邓小平点名，担当改革符号

　　说完这番话，年广九忽然转身出去，回来时递给记者一张“独特”的名片：正面印有他和小自己30岁的第四任妻子结婚照，背面则是高悬在一楼店面墙上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对傻子瓜子问题的那段论述。

　　之后的年广九不再回答《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的提问。他声音响亮地开始了长达3个小时的个人演讲。民主、自由买卖、粮食价格、市场经济、法制社会等内容皆在年广九的演说内容之中。年广九一再强调，他说话之时不要打断他，否则不讲了。

　　年广九的演说词中不乏激烈之词。但对邓小平发自肺腑的感谢，一直是年广九演说的主调。

　　傻子瓜子的生意，在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更加红火。年广九就把家里的亲戚都搬来帮忙，不够用了，又请来雇工帮忙。在最高峰的时候，雇工人数超过100人，最多达到130多人。每天的瓜子产量，在5000公斤左右。

　　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由于个体工商户的初步发展，人们正在开展对于雇工人数的大讨论：雇7个人以下算个体户，雇8个，性质就变为资本主义的私营企业。

　　雇130人还了得？一些好事者写信上告，指控年广九是“资本主义雇工剥削”“妄图复辟资本主义”。当时的安徽省农委主任周曰礼，曾专门派人到芜湖进行调查。不久，周曰礼把这份调查报告，带到了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

　　1983年和1984年，邓小平先后两次直接点名，以年广九和他的傻子瓜子为例，明确表示中国政府鼓励发展私营经济。1984年，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邓小平以年广九为例，释放出了对个私经济进一步“松绑”的信号：“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

　　从此，“雇工风波”才逐渐销声匿迹。当然，邓小平的两次点名“傻子”，解放的不只是年广九一个人。当时全国的工商户已有10万左右，民营经济发展中的雇工问题，也终于得以解决。当然的年广九因此也名声大噪。

　　但年广九的命运仍然多舛。1987年底，芜湖市对年广九经济问题开始立案侦查。1991年5月，芜湖市中院一审判决年广九犯有流氓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1992年，改革开放再次站在十字路口上。90岁高龄的邓小平南巡讲话，再次提到了傻子瓜子：“傻子不能动”。邓小平再次动用年广九这一“符号”，又一次救了年广九，也再次为改革开放拨开了思想迷雾，为民营经济成长拓宽了空间。

　　据《激荡三十年》一书记载，2006年底去世的年广九长子年金宝曾这样评价父亲：他之所以出名，是靠媒体炒作出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都在找典型，碰巧让他撞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