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即日起，河南在全省法院执行程序中推行“调查令制度”。从此，执有调查令的律师具有了和法院执行人员近似的强制调查权利。河南省高院相关负责人说，实行执行调查令制度，既能最大限度地实现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又有利于提高执行工作的效率和人民法院的公信度。(新华社9月19日电)

　　调查取证之所以难，一是“官本位”思想的影响，公众在接受调查时常常表现为“信官不信民”。代表国家的警察、检察官、法官是官，代表一方当事人利益的律师则是“民”，通常后者在调查取证时所遇到的阻力，要比前者大得多。二是律师行业本身不掌握暴力机器，在律师的调查取证权遭到侵害时，往往缺乏有效的救济管道。

　　此外，2008年《律师法》修改之前，还规定律师行使调查权时，必须先“经有关单位或个人同意”。可以想见，在我们这个“耻讼”传统源远流长的国度里，愿意卷入某件官司并无偿付出时间与精力的被调查者绝不会太多。

　　修改后的律师法对此有较大改进，其中第35条规定：“受委托的律师根据案情的需要，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律师自行调查取证的，凭律师执业证书和律师事务所证明，可以向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调查与承办法律事务有关的情况。”这一修改体现了“平等武装”的司法理念，符合诉讼现代化的方向，是律师权利的一大进步。

　　然而在制度上，被调查者拒不配合律师的调查，律师仍然找不到有效的救济途径。“调查令制度”实际上是通过由法院签发的令状，为律师调查权提供国家强制力的保障。对被调查者而言，经法院认可的“律师调查”，大致相当于法院的调查。“民间调查”仿佛摇身一变，带有了“官方”的色彩。而且，对无正当理由拒绝接受律师“执令调查”的单位和个人，法院还可按妨碍执行对其罚款或拘留。相信在这种支持之下，律师的调查取证工作将会有较大改善。

　　但是，“调查令制度”也存在不少问题待解。

　　一是律师调查权是律师依法享有的、依附于公民私权利的一项权利，它本不受权力的支配，也不存在必须先行报请法院批准并签发令状这一前提条件。法院为一项私权利的行使设立程序，恐不符合律师法的立法本意。

　　二是律师在取得法院调查令后，其调查行为究竟是受法院委托的公务行为，还是受当事人委托的社会法律服务？若是前者，调查令实则改变了律师的身份，且法院还必须对律师的调查取证行为承担所有责任；若是后者，又何须向法院申领令状？如果法院只是想为律师调查取证提供便捷的救济管道，只要对那些无正当理由拒绝接受律师“执令调查”的单位和个人，平等地依法责罚就够了。

　　三是对调查令的限制条款问题。按现行《律师法》的规定，律师可以根据案情的需要，申请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有了调查令制度，且调查令制度由法院推行，就尽在法院的掌控之中。像调查令的限制条款里，就有“其他不宜持令调查的”字样。何为“其他不宜”，自是拥有最终解释权的法院说了算。

　　看来，有利有弊的“执行调查令”，还需要更高层级的机关主导。比如，立法机关能否就此制度展开调研，并考虑能否将之纳入修法案中，最大限度地保障律师调查取证权的实现。